雙學三子上訴得直,香港法治程序正義仍堅固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在社會的兩極化的聲音中, 《線報》編者希望指出終審法院判詞的技術性理據, 並重申上訴庭所提出的阻嚇性原則得到了確立。 從這看似矛盾的判詞之中我們可以窺見法治精神和程序正義, 這似乎比個別量刑更值得社會關注和珍視。

罪刑不應溯及既往
回顧三子所犯的《公安條例》, 其草案訂於一九六六年, 顯然是為了對付六十年代的抗爭和暴動, 故相當具箝制意味, 而今次上訴庭所採用的阻嚇性量刑標準也是固有的; 然而該法例也逐漸寬鬆, 早在一九七一年就修改允許公眾在維園、 大球場等五個地方合法集會; 到了一九九一年《人權法》訂定, 與《公安條例》似有矛盾, 加上社會風氣日益開放, 政治環境漸趨平靜, 法官在判決時亦須考慮後者, 各案例都傾向輕判, 以保障意見表達的自由。 往後不少政治人物如梁國雄等, 多次觸犯該條例但都沒有受到較重刑罰, 遂形成了某種刑罰預期。


判詞第七七、 七八、 八一段言明, 法院應該以被告犯罪時的常規慣例來判決。 對被告來說, 這是基本的法治原則: 不可施加追溯性的刑事處罰, 法律後果要具預知性; 所以大律師湯家驊就評論說, 這宗案件不適用新指引, 因為案法時新指引並不存在。


對司法來說, 誠然佔中可謂數十年來的大規模運動, 而政治氣氛亦達回歸以來最緊張的時刻, 上訴庭重申了早就因為社會環境改變而束之高閣的量刑原則, 提出新指引, 說明法官確受環境所影響, 但按普通法遵從案例的原則, 除非法官能夠在原訟庭清楚解釋或援引特別的案例, 否則應先按慣例判決, 待上訴/覆核出現, 才創造新的案例。 故第一二六段言明終審法院認為不適宜採用上訴庭所「新增」的量刑指引。


上訴庭的技術性錯誤
同時, 上訴庭所重申的量刑標準亦有程序上的問題。 判詞第四七、 四八、 四九、 五三段言明, 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和被告自己提出上訴, 權利不盡相同, 對於前者, 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81b, 唯有上訴庭認為刑罰並非法律許可、 有原則上的錯誤、 或明顯過輕過重, 才可以干預。


三子所犯的罪名本無量刑起點, 無從談過輕或過重, 但按判詞第六二及九八至一零三段, 上訴庭似乎認為原審法官忽略阻嚇性標準、 較大的集結規模、 可能的暴力衝突, 因而構成原則上的錯誤; 而終審法院認為原審法官顯然已考慮過這些事實, 或無法證明原審法官未加考慮, 所以視其裁決已在其權力範圍內有所酌情, 既考慮了阻嚇性, 也考慮了公民抗命、 年齡等因素, 既然如此, 上訴庭只能就這些因素按照慣例審視刑罰是否合適, 而非強調阻嚇性標準的比重。


公民抗命有界線
儘管如此, 終審法院基本上同意了上訴庭所重申及闡明的一些原則。 在公民抗命方面, 終審法院判詞第七三、 七四段指出三子並非抗議《公安條例》而故意干犯該條例的, 而是為了抗議政府決定, 過程中干犯別的法例, 而這樣並不構成公民抗命, 何況他們亦不是和平、 非暴力。 可以說, 法院對公民抗命採用了較狹義的理解, 而別的理解則難以再作為庭上抗辯的理據。


同時, 判詞第八三、 一一九至一二三段明言阻嚇性的刑罰對於涉及暴力的大規模非法集結有相當的必要, 上訴庭提出指引, 符合其職責。 判詞一二四、 一二五段更清楚確定, 將來法院有充份理由可以就該罪判處即時監禁。


或許大家對三子是否罪有應得、 刑罰是否合適, 都有自己一套觀點與感受; 但本案最大的價值似乎是程序正義的彰顯: 即使終審法院認同上訴庭的指引原則, 但為了整個法治體系及其內在價值的完整, 仍判處他們上訴得直, 而當中的意義並非「放生」或「良心」等形容詞所能夠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