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嘉豪:中央「關注」澳門地方勢力和財團

香港區議會逐步取消委任議席的時候,澳門新設的市政署諮詢委員卻將全數委任產生。澳門立法會議員蘇嘉豪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和建制派只求新的機構表面上滿足《基本法》要求,但實際上維持了原先民政總署的架構,可謂「夾硬來」。至於《土地法》爭議,他指出澳門建制派內部的利益矛盾,一方面代表北京中央對地方財團的「關注」,一方則想扮演受害者。

格力狗絕育爭議

  1. 首先跟進澳門備受關注的格力狗狀況。當地愛護動物協會的一名主管鄧詠恩辭職,並質疑逸園不致力安置和治療狗隻,而急於進行絕育,涉及利益瓜葛二百萬澳門幣。蘇嘉豪解釋,逸園近日提出新方案「家居飼養計劃」,在十一棟私人物業內安置部份狗隻,而條件是在六十日內完成檢疫和絕育。他不評論利益瓜葛是否存在,但指出絕育本來是逸園所作的承諾。他又表示,現時五百多頭格力狗只有十二隻進行了手術,並非「每日絕育十隻」之多。民政總署表示手術須符合相關規定,不會強行施手術,蘇嘉豪稱會密切留意。

市政署新瓶舊酒

  1. 澳門回歸前原有市政廳,是政權性的地方市政機構,回歸後則改為臨時市政局,至 2002 年民政總署成立後被徹銷。不過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允許政府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因此現時有市政署的方案。原本民政總署分為兩部份,一是負責執行的市政管理委員會,二是諮詢委員會,現時全數委任,澳門民主派一直要求後者設置部份民選議員。
  2. 因此,蘇嘉豪認為政府和建制派為了尊重歷史、滿足《基本法》要求而設立市政署,但實際上全數委任的委員和現時民政總署沒有分別。原本民主派希望民選議員作為居民和政府的橋樑,現在事與願違,日後市政恐怕引起更多爭議。
  3. 他澄清自己並不認為委任的委員「100% 不做事」,但民主派希望改善制度建設,何況兼職的委員能否全心全意服務也成疑問。有官員表示民主並非只有「選舉」一途,不過蘇嘉豪認為選舉是目前較好的方式,政府有責任提出論述解釋其觀點,而現時的說法根本欠說服力。
  4. 因應這情勢,蘇嘉豪表示民主派唯有做好地區工作,帶動委員的積極性,過去一兩年力陳委任制的弊端,已對委員形成了壓力,使他們工作更透明。記者提議,能否自己發動選舉,組織影子市政議會?蘇嘉豪說民主派並未考慮,而部份原因是澳門建制派的地區勢力強大,比香港區議會更甚,故民主派不容易廣泛動員。正因此,他一直說服政府和建制派不要擔心民選市政議員,因為以建制派的地方實力,民選產生與否都影響不了結果。

建制派上綱上線

  1. 說到澳門建制派主導的保守政治文化,蘇嘉豪近日在議會為抗議市政署方案,不滿的把文件甩在桌上,這種動作在香港不太可能引起討論,他卻遭九位委任議員(包括全部七位委任議員)要求大會按《議事規則》跟進,他們還表示要防止「鄰近地區」(即香港)的議會文化入侵。
  2. 到底澳門議會文化是否保守到這地步?蘇嘉豪認為他們不一定發自內心,而只是「坐得委任議員的位」就要交差,維護議會既得利益。
  3. 在香港,抗爭已被標籤化,往往被視同搗亂甚至涉及港獨,這種標籤是否已波及澳門?蘇嘉豪重申自己盡量平和,但「該勞氣時勞氣」亦是表達民意的手法,而他承認現時建制派往往上綱上線,確實存在類似的標籤。他沒有正面回應是否希望澳門民主派跟香港激進派系劃清界線,不過重申自己並未刻意、也不經常做出激進動作。
  4. 他抨擊這些委任議員,似乎是澳門議員越亂越好,越有自己的價值,因為澳門建制派已佔極大優勢,委任議員純粹是「保皇」之用,「不然哪用七位那麼多」。他批評,正是這樣的制度使議員比例不反映民意,才導致抗爭行為。
  • 蘇嘉豪只是在發言的最後,把文件從齊肩位置甩在桌上,放在香港甚至不能引起關注(蘇嘉豪 facebook)
    o 180810 a1a

中央「關注」地方和財團勢力

  1. 關於《土地法》修改問題,支持修法者稱部份土地逾期是因為政府審批不力,發展商不應該承受損失,他們近日還援引法官馮文莊的聲明指政府違反行政法規和根本法律原則。
  2. 蘇嘉豪表示尊重法官的決定,但他提醒,澳門有關《土地法》收回逾期土地的訴訟不止一宗,而多數法官都認同現時《土地法》的施行狀況,馮文莊法官只屬少數,唯支持修法者「把任何權威意見都抓上手」,可以理解。
  3. 蘇嘉豪解釋,現時人們往往混淆「批租期」和「利用期」,前者是二十五年的總限期,後者則是動工期間,往往只有數年,如果逾期即可收回,但若延誤不可歸責於承批人(如發展商),不論在舊法還是現行法例下,本就可以延期,唯不超過「批租期」,因此「批租期」是「利用期」的緩衝。蘇嘉豪質疑,為什麼發展商聲稱政府審批不力,自己富可敵國,這麼長的時間卻不用「現在的炮火」去打官司要求延長「利用期」,現在卻要求延長「批租期」?
  4. 要求修法的是建制派,改善舊《土地法》並維持現法例的也是建制派。蘇嘉豪直言,澳門建制派很多版塊,賭業、地方團體、同鄉會、商人都各有利益,而今次商人之間顯然又分為兩派,一派站在政府一邊,代表中央「關注」地方勢力,避免「山高皇帝遠」,尤其是土地分配這種大事,另一派則不是傳統建制,正在「扮演受害者」。若誠如蘇嘉豪所言,修改《土地法》的結果或可以視為北京對地方、對財團的管治力度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