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民粹興起,結果是文革抑或新納粹?

意大利民粹政黨「五星運動」得勢, 歐洲右傾的進程再次舉世矚目。 在歐洲, 有法國的瑪林.勒龐、 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an), 在全世界, 有美國的特朗普、 菲律賓總的杜特爾特。 他們都被標籤為民粹主義領袖。

歐美右翼民粹的興起
按照政治學者 Cas Mudde 的定義, 民粹主義產生於一個撕裂的社會, 即「平民大眾」與「腐敗精英」的對抗。 歐洲政治研究聯盟總監 Martin Bull 指出, 歐洲的民粹主義在本世紀初已見端倪, 但規模一直很小, 直到二零零八年世界金融危機後, 尤其是歐洲從二零一一年由此衍生債務危機後, 因為富裕的銀行家難辭其咎, 成為眾矢之的, 故民粹主義才迅速擴張。


慘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害的大眾, 為什麼卻產生右翼、 排外的民粹主義, 而非團結所有人? 在危機源頭美國, 大眾就首當其衝, 率先發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 針對資本家, 然而數年後, 卻由特朗普當選總統, 矛盾指向了移民和其他國家。 有理論認為, 社會總傾向宣洩多於團結。 以香港為例, 也曾發生跟美國一樣的「佔領中環」運動, 聲討財團, 但反響不大; 後來同樣稱為「佔領中環」的運動採用了「本土」話語, 卻成為了香港數十年來最大的抗爭。


在歐洲, 這個答案就更顯而易見: 多年來大量移民湧入, 打擊了本地經濟, 歐盟制度進一步增加廉價勞工的優勢, 至於近年的敘利亞難民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此, 《民粹主義席捲全球》(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的作者 Benjamin Moffitt 就提醒, 民粹主義不一定是右傾的, 例如委內瑞拉已故總統查韋斯(Hugo Chavez)就屬於左翼民粹, 現時希臘的 Syriza 也不遑多讓。

民粹領袖特質
民粹主義領袖一般聲稱自己代表「人民的意志」, 帶領人民對抗「敵人」。 由於這「敵人」原來屬於國家體制、 社會文化的一部份, 往往更是主流或高雅的, 因此, 既然把他們打成「敵人」就要劃清界線。 故 Benjamin Moffitt 分析指, 特朗普、 杜特爾特的粗鄙無禮, 有別於典型的政治人物, 為外界所笑, 卻恰恰迎合了「反建制、 反精英、 反智」的民粹思潮。


此外,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理論家 Nadia Urbinati 補充, 民粹領袖會不斷延續危機狀態, 繼續「敵人」的存在, 「持續地讓民眾相信他不是體制的一部份」。 我們考諸當代史, 如果斯大林因為抗擊納粹德國而形成極權, 那麼毛澤東在和平時期發動文化大革命, 鼓勵大眾造反打倒官僚, 至少就其初衷來說, 可謂典型例子。


歐洲政治研究聯盟總監 Martin Bull 總結這些領袖的特質: 為了取得民眾支持, 比既有體制更傾向許下改革的承諾, 但根本不可能兌現。 他指民粹厭惡「複雜的民主制」, 但若捨這樣的民主制, 他質疑民粹對民主有何好處。

從毛澤東到特朗普的兩種危險
然而, 毛澤東似非為了鞏固權位而這樣做, 在奪得政權的前夕, 他已聲言「我們絕不當李自成」。 李自成是明代的起義領袖, 因為坐困於北京的帝國體系, 沒有保持流動性而最終失敗。


毛澤東的名言也包括: 革命不是請客食飯。 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解釋為, 如果不想請客食飯就只有革命。 誠如 Martin Bull 及很多政治學者所指, 民粹並非民主的一部份, 而且無益於民主, 但按照毛澤東的理論, 如果民主無法解決社會撕裂, 其中一方無意再協商, 即不再「請食飯」, 就將無視民主制的理性和平等, 而訴諸民粹, 強者佔理。


這將涉及兩個問題, 首先, 如何斷定「大眾」和「精英」彼此再無協商調和的可能? 其次, 民粹勝利以後, 不論透過武力革命還是選舉的方式, 如何斷定「敵人」已被整肅, 從而回到民主體制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由於民粹的形成就首先否定了既有的民主程序的價值, 權力往往集中於領袖手中, 因而有很高的不確定性。 民運作家徐曉鶴評價稱, 具有「人民性」的領袖往往以人民的名義, 最終剝奪了人民的權利。


如果左翼民粹對階級敵人的清算最終可能傷害自己, 那麼右翼民粹對內的清算可能延伸成為對外的擴張, 希特勒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西方, 人們以希特勒來諷刺特朗普, 但往往只基於兩者保守的種族主義立場; 如果我們留意到兩人儘管相隔近一世紀, 但背後社會基礎卻相當近似, 那就更加細思恐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