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馮檢基:今日議會再衝擊都不夠七八十年代的抗爭尖銳

馮檢基即將出版新書《那一條窄巷》,並在上集專訪中細說過去透過壓力團體為民請命的往事。人說歷史以螺旋形的軌跡前進,馮檢基曾經走上政黨之路,今天頓感過去的一套反而更能改變社會。我們站在時間的端點俯視過去,他三十年的從政路剛好繞了一圈。今集我們就沿這條圓形的軌跡來敘述。

 

民生問題我話事!

最大的問題是,當初為什麼成立政黨,做政治素人?如果是今天一定有人說為了薪津,但民協於 1986 年成立,之前一年立法局才首次開放選舉,只有約 1/4 是直選議席,要是為了薪津,回報率就相當低;馮檢基在 1983 年的市政局選舉確實大勝對手,但市政局本質上和立法會相當不一樣,更像實權版、放大版的區議會,始終立足地區工作多一點。馮檢基向我們闡述了原因,一個容易忽略的時代思潮:中英談判後,香港年輕人充滿「未來主人翁」的憧憬。當時一直走在民生工作前線的年輕馮檢基,一度豪言:以後民生問題我話事!

馮檢基透露,新華社在八十年代中已經和他們接觸,他自己亦成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後來發生六四事件,民主派聲言不再接觸中央,但民協在 1991 年初率先拜會中央部長級官員,馮檢基笑說民主派當時表示反感,但「我們見完,他們(匯點)三日後咪又見」。於是馮檢基提出「又傾又砌」的路線。他解釋,左派最多只會傾,有些議題最終只能聽話,他不甘心;民主派只會砌,還是死砌,但死砌中央政府沒有作用,所以決定在「香港民主、香港經濟、中國民主化、國家和平統一」這幾方面傾,不符合香港核心價值的,則會用港式行動「砌」;其他「飲飲食食」的活動就謝絕。

另一個肇因是,英國當時派人問民主派的意見,向北京傳達。馮檢基那時擔心英國人會否只挑有利自己的意見來反映?如果民主派和中央割蓆,根本不必透過中間人,如不割蓆,又不知這「有篩選」的中間人背後做什麼,那倒不如直接溝通。

就這樣,馮檢基旋即在 1994 年獲委為港事顧問。民協成員後來亦有當選政協者。六四後社會氣氛較反感北京,馮檢基表示當時早預期 1995 立法局     選舉和 1994 區議會選舉會敗,但恰恰相反,民協斬獲四個立法會議席,產生二十八名區議員,攀上顛峰。是時代的偶然把馮檢基推上政黨道路,這時距民協成立之日已有八年,就像我們今日回望「五區總辭」事件的時間跨度,但這只是馮檢基漫長軌跡的起點。

  • 秉持又傾又砌的理念,民協在 1995 年立法局選舉後登上歷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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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席的自我綑綁

撇開「民主回歸」和「又傾又砌」,馮檢基原打算議會和民間壓力團體裡應內合,最初確實起到一定成效。回歸前長沙灣村已承諾重建,但部份居民無法原區安置。原來長沙灣村旁邊有一空置的收容所,預計八年後移交康文署建公園,馮檢基爭取把公園用地改建成公屋,而長沙灣村清拆之後騰出做公園,皆大歡喜。他說當時房屋署也有壓力,所以他能夠和各部門官員密斟,房屋署甚至寧願清拆之餘還負責公園的建造「送俾康文署」,只待圖紙而已。說起這事,馮檢基喜形於色:「真係歷史上最威,我做主席坐長抬中間,身邊有房屋署長級、市政署長級官員」。當時改變用途的公園就是今日幸福村,確實安置了當時長沙灣村居民。同樣地,馮檢基沒有找記者,「斟數不能出街,否則就斟不到」,他這樣說。

另一個契機則是亞洲「金融風暴」。馮檢基回憶當時的慘況,「大男人失業,喊住來求助」。憑議員身分,他有能力促使議會和政府開設多點職位,尤其是基層工作,「原本十個人就夠,特登請多三個人」。馮檢基這時的工作重點從房屋轉到貧窮問題,在 2000 年後更逼到政府成立扶貧委員會,制訂「在職貧窮」的政策等,唯「貧窮線」到梁振英年代才設立。在政策之外,民協又設職訓中心,從 1999 年至今一年幫助四千名失業工人。社企方面,民協開辦過三行、清潔、咖啡室、按摩四個行業,高峰時聘請一百幾人,其中三行堅持了十二年之久。直接支援方面,民社中心從 2002 開始收集食物轉贈老人家和殘疾人士等,受惠者近三百萬人次。馮檢基表示議員身份確實有用,例如從石硤尾街市收集食物,商戶就是信任議員的招牌不會拿來牟利,而申請商界基金時,唯有議員身份對方才願意見面。

岔開一點話題,有評論形容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的工作如同辦報,都是宣傳和動員。壓力團體其實有點近似,工作性質是聯絡、組織、謀劃、提供資訊,成本比較低,這就是馮檢基初期的狀態。走上政黨之路未必不可抽身,但若政黨開始提供服務,因服務營運需要龐大而穩定的資源,那無疑唯有議席可以保證資源所需,於是政治人物就被政黨綁住了。訪問中,我們提出了這個觀察,馮檢基也沒有反對。可以說,如果時代的偶然使他踏上政黨之路,那自從民協提供服務之後,他已必然無法脫離政黨,也就越來越不具備壓力團體的角色。

  • 民社中心的食物轉贈工作。這些服務比壓力團體的行動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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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跳樓,政府莫視

手上的議席維持了固有的工作,但不知因為時代抑或人的變化,這些工作似乎越來越無法改變時艱,上集馮檢基就指政府對劏房問題無承擔,因為政黨政治製造的壓力不夠。馮檢基覺得,刻下的議會再擲物再衝擊,都不夠七、八十年代的尖銳,現在只是做做姿態,延遲會議罷了。我們不妨想像議會就像籠子,議員區區七十人,如果民間沒有動員,議事廳不管辯論還是衝擊都不具多少力量。更重要的是,政治主軸變成「建制派 VS 非建制派」,而不是「對政府」。如果對中央要「又傾又砌」,那麼社會問題上真正的「砌」也離不開壓力團體。

這次訪問在麗閣村進行。馮檢基感嘆麗閣村「年年有人跳樓」,都是老人或長期病患者及照顧者的問題。他批評說政府現在提倡家居照顧,口稱的理由是家人無微不至,但實際上是院舍不夠,其實老人和患者的至親哪有專業知識?何況一整天工作後回家喘息,更遑論心力。他記得患了腦退化的母親最後的日子,甚至認不得他這兒子而當作陌生人一般打,這不是常人可以輕易承受的痛,「不知《一念無明》播先,還是社工弒母再自殺發生先?真的一模一樣」,馮檢基不無傷感的叨念。因此,當扶貧委員會計畫把照顧者的津貼從一千加到二千元,馮檢基直言多一千元當然歡迎,但這根本不是困難所在。

問題根本是院舍和人手,而屋村規劃時福利部門總是被坑,搶不到地。他建議,那些政府合署大樓的大堂如此堂皇,能否挪用一層來作日託所?臨時性的十年八年,直到新建屋苑都預留相關設施為止。不過馮檢基覺得,自己是議員、委員也好,講得再多都沒效果,就唯有用另類方法。

訪問的最後,馮檢基重申自己溫和的一面,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更是「行得通」的藝術,如果方案行不通,那就可能是辯論、研究、甚至革命,但一定不是搞政治。只是,這一套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了,基哥可以放心。相反地,我們更期待另一位馮檢基的回歸,是長輩感熟悉的、也是青年感陌生的馮檢基。

  • 麗閣村「年年有人跳樓」但政府給家居照顧者只是「加薪」一千元,議員、委員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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