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銳紹(下):中國自有國情,港人要把代價減到最低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接受本報訪問, 上回談及了朝鮮半島局勢和中美貿易戰, 今次則與我們探討中國國企的結構性問題, 也不可避免的評論到戴耀廷「港獨」言論。 他直言國內的制度「爛到透頂」, 但我們正因此必須知己知彼, 發揮智慧, 啟迪民智之餘保存自己。  

國企是黨國命脈, 難以真正改革

  1. 讀者如果對八十、 九十年代有印象, 想必記得當年的國企改革, 總理朱鎔基甚至得到「朱棺材」的謔稱。 雖然國企改革毀譽不一, 但至少反映改革如何大刀闊斧。 到了近年, 雖然國企改革仍是官方報告的常見標題, 但似乎未見進一步的大動作。
  2. 劉銳紹解釋, 國企是執政黨的經濟命脈, 並且是控制整個官僚架構、 調控民生的工具, 因此必會被牢牢控制在手, 並避免民企的蠶食。 自八十年代起官僚紛紛下海經商, 即如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也放著北京旅遊局局長不做, 不過成功商人往往要接受收編, 例如進人大、 政協體系, 接受控制, 不服從者自會受到政治清算, 如當年第一批「十大富豪」計有五個最終倒台, 包括熱比亞等。 更有甚者, 當年天安門事件期間全國大量民企商人和個體戶向學運捐錢, 把北京嚇著, 於是江澤民決定取消全國多達一百二十萬個個體戶的資格。 民企擴大, 始終會蠶食國企, 於黨不利, 所以近年「國進民退」, 以致國家 GDP 的三分之一仍來自國企。 現今中央進一步集權, 軍、 政、 經濟、 思想集於一體, 自然更不可能改革國企既有的權力架構, 故「爛到透頂」的積弊仍會繼續存在。
  3. 中國經濟不停進步, 又展開一帶一路, 經濟要改革, 國企也「一定要改」; 然而由於上述原因, 劉銳紹相信國企也「一定改不好」。 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中, 由於涉及鐵路基建, 國企有規模和資金的優勢, 故多數由國企「走出去」, 卻由於積弊, 使國有資金一直流失, 例如採購、 收購時虛報數字, 「十億賣給我我不要, 二十億才要」。 由於這一點加上中國只要 10% 的盈利就願意簽約(日本以 30% 為門檻), 因此中國被人耍了手段, 如印尼和泰國等, 都在簽約之後、 中國工程進行期間利用合約或法律漏洞而突然反口, 要求重新談判, 由於中國已投資開工, 不得不答應, 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
  4. 劉銳紹回顧八十年代中國要反貪, 香港廉署也與北京交流, 但到今天制度依然不變, 甚至拒絕改變, 他評曰「拒絕文明」, 因為文明對自己不利。 不過他也強調, 中國改革仍在「逗號」的階段, 不能斷言未來能否取得進步成果。  
  • 劉銳紹希望幫助國家減少一帶一路的代價, 包括制度問題導致的不必要成本; 圖為泛亞鐵路規劃, 泰國高鐵是其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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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如此, 要把抗爭代價減到最低

  1. 長期對中國的觀察讓劉銳紹對制度問題更有洞見。 近日戴耀廷在台灣發表涉及「港獨」的言論, 劉銳紹並不分析其細節和對錯, 但對於官方和建制派群起反擊, 他形容為「幾千年中國封建王朝的意識和模式的延續, 和香港所存在的、 包括民主、 自由、 法治等的現代文明價值的矛盾衝突」。 他相信北京根本不怕港獨甚至台獨, 因為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北京煞有介事的打壓只是制造靶子, 打擊對手, 由於掌握了定義權、 話語權, 無論實際上獨不獨都能打。
  2. 劉銳紹又認為, 香港人已經進入注重價值和政治權利的文明階段, 但中國大陸仍注重「吃飽」的問題, 在未來中國人「吃飽」之後也一樣會提出政治追求, 這是水漲船高的道理。 現在執政黨卻像船錨, 使船不能隨水漲而提高, 最終可能令船「下沉」。 這狀況就像上述的國企改革問題一般。
  3. 國情既如此, 劉銳紹表示抗爭必有代價, 要把代價減到最低, 不作無謂犧牲。 他主張我們要知己知彼, 實踐「Smart resistance、 Smart balance、 Smart survival」, 進退有道, 先生存下來, 尋求此消彼長。 他提出「新三民主義」, 包括: 拓展「民智」, 對民眾進行政治啟蒙; 壯大「民氣」, 讓民眾不怕官, 勇於據理力爭, 避免自我審查, 無限上綱; 發展「民技」, 提升民眾應對官方的技巧, 就像他自己仍能回內地, 因他從不表示要推翻北京, 不被視為威脅, 又好像美國選出特朗普, 多地的政治文化都有「返祖」現象, 他也分析當中的社會原因, 尊重民意, 不以敵意視之。 他總結稱, 要看懂事情的臨界點, 遠離臨界點則軟弱無力, 過了會被打擊, 唯有掌握民意, 把握輕重, 則無堅不摧。
  4. 不少人認為戴耀廷在此時此刻, 在台灣發表這番言論, 自招麻煩也連累民主派。 他是否不夠「Smart」? 劉銳紹笑著否認。 本報翻查過去幾年支聯會的六四晚會現場口號, 都包括「結束專政」, 如二零一六年是「停止濫捕、 結束專政、 力爭民主」, 二零一七年是「平反六四、 結束專政」, 但今年卻是「抗威權、 悼六四」。 這樣似乎體現了劉銳紹「求生存」的策略, 如果數萬人齊呼「結束專政」的口號, 恐令北京感到威脅。 不過難道民主派就這樣退縮? 如果以啟迪「民智」的角度來說, 戴耀廷就做到這一點, 敢於試探「臨界點」。 放諸整個民主進程, 戴耀廷一人的犧牲可能無法避免, 但以一人的犧牲來啟迪「民智」, 而讓多數支持者繼續存在, 也符合劉銳紹的主張。 當然, 戴耀廷是否刻意這樣做, 也是不得而知的。
  • 進退有道, 先生存下來, 不作無謂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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