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東北發展:農民想自食其力,不想被逼拿綜援

新界東北發展原來可以追溯到董建華時代「無煙城」的構想。 此構想後來不了了之, 但是發展商則繼續收地, 造成今日的困局。 上次許楨訪問了非原居民, 他們表示只想有瓦遮頭, 今次的訪問對象則是一位農民, 到底收地之後農民如何生活? 受訪的謝達仁說, 非常不想問政府拿綜援, 然而一旦失去土地, 農民確實無以維生。

 

或者我們可以先把蜑家漁民引為例子。 過去殖民時代, 政府也大規模安排蜑家人上樓, 但是上樓之後, 部份人依然以漁業維生, 居所的搬遷不太影響他們乘風出海, 更多的則變賣船隻和器械, 獲資本徐作他圖, 而這些東西都比較容易處理, 價值也不低。 然而我們即將發現, 非地主、 非原居民的農民和其耕作的土地不具備這樣的便利性。

 

不想拿綜援
寮屋居民只求妥善安置, 這亦是農民的訴求, 同樣地, 謝達仁認為農民不進入公營房屋體系, 多年來其實已減輕了公營房屋的壓力。 農民不希望市民覺得政府「益我地」, 所以如果政府作現金賠償, 農民願意用來買入政府提供的單位, 並接受限制未來只可把單位回售予政府。 不過, 他們反感政府把入息審查作為安置的條件, 或者至少要「劃線」: 農民曾對前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提議, 在八十年代寮屋登記冊中的住戶應該直接上樓, 而其後的寮屋住戶「明知政策還住, 才應該承擔後果」。


香港農業已經十分式微, 但亦曾有興旺的日子。 謝達仁憶述現已退休的父親自從 1949 年南下香港就在馬屎埔村作為佃戶農耕, 辛苦經營了差不多七十年, 「每分錢都有血有汗」, 靠一雙手維持生活; 直到近年退休才把農田頂出, 給有志務農者, 頂手所賺和七、 八十年代興旺時的積蓄, 就是「棺材本」。 謝達仁引述其父的不忿: 拆我間屋, 還要看我「棺材本」有幾多才給我住。


和寮屋居民不同的是, 除了安置問題, 農民還要求繼續務農維生, 正如謝達仁所言, 離開土地農民就無法生活, 而他們絕不想拿綜援。 他描述在六、 七十年代打風時, 即使農民房子倒塌, 也從未向政府伸手, 唯有互相幫助, 而建材公司都對農民特別關照, 願意賒借而且限期是兩三年之久。


現時備受關注、 被視為「本土農業」起點的農業園方案, 謝達仁直言並無幫助。 首先, 農業園發展高科技耕作、 水耕等, 其實一般工廈都可以做, 「搞水耕, 種大麻都得」, 但沒有傳統農耕的空間; 其次, 農業園今年作公眾諮詢, 主題卻是建公路, 可知仍遙遙無期; 第三, 一塊農地並非即耕即收的, 農民要一兩年適應和摸熟, 期間產出不穩定, 他們已透過何俊賢向政府反映, 要求補帖。 總之, 不論刻下的出路還是長遠的安排, 政策都付之厥如。


發展局懶政
如果追溯新界東北發展, 不少人都把曾蔭權「十大基建」視為起點, 不過謝達仁告訴許楨, 其實董建華時代提出過「無煙城」低密度發展區, 目標地點就是新界東北。 當時董建華提出不少構想, 隨著金融危機爆發, 這「無煙城」也像多數構想一樣不了了之。 如果讀者記得, 公屋聯會前主席王坤受訪時表示, 港英政府常透過發展商來收地, 自己不沾髒活。 我們相信「無煙城」事件前後, 發展商都有動作, 而即使方案中止了, 也依然是一個長遠發展的訊號, 因此發展商這二十年來也沒有停止收地、 囤地。 這跟謝達仁的描述一致, 他指發展商在金融危機期間, 曾以區區幾十元一尺買下土地囤積。 到了梁振英時代, 原來統一收地的方式變成「公私營合作」, 再加上「原址換地」計劃, 此計劃允許發展商在限期內把四萬尺相連的、 無住民及經營活動的土地交予政府以改劃用途, 換得發展利益, 這就更鼓勵了發展商趕走農民, 當時「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指, 若政府從發展商手上徵地, 發展商每尺農地只賺數千元, 而「公私營合作」的利潤巨大得多。 謝達仁也表示, 發展商為了清空土地而(透過小地主)使出「加租、 短期租約、 加租」的循環遞進招數, 逼使農民離開。


在失去土地的陰影下, 農民十年前已經找過湯家驊諮詢法律意見, 後者的答案是政府根據《業主與租客條例》農民不會因失去農地而獲得任何賠償; 後來他們在 2013 年和發展局會面, 對農業的補償依然是零。 經農民爭取, 2014 年發展局進行凍結登記, 但唯有住戶、 商戶、 廠房可以申請安置或補償, 農地還是不在其列。 這亦是發展商破壞農地、 改變用途的背景, 結果造成棕地大增。 謝達仁引述當時發展局官員的話, 反映了背後的一種懶政: 「田地上的農作物隨時變, 價值不同如何釐訂補償額? 」


當時發展局把問題推給食衛局的漁護署, 陳茂波表示「我會找高永文傾傾」, 後者是當時食衛局局長。 不過, 農民當時去信漁護署, 了無音訊, 到 2017 年 4 月的北區諮詢會才見到漁護署官員, 經遊說, 漁護署於 8 月跟古洞村民開會解釋機制: 唯有到了地政署實際收地時, 才會通知漁護署登記農戶的青苗、 水井、 圍網、 水泵、 犁田機等, 不是農地本身。 如比較文章開首所言的例子, 漁護署似把補償漁民的做法套在農民身上, 而謝達仁更對許楨哂笑, 漁護署仍沿用五十年前的補償標準, 莫說無地, 就算有地都不足以開荒。 其實我們懷疑, 以漁護署的行政級別能否制訂合適的、 批出足夠的補償。


原來漁護署自 1998 年就有「農地復耕計劃」, 由政府作為中介人, 配對土地租出復耕, 但多年來只有三分一成功個案, 最長輪候時間長達十三年; 又有專為新界東北而設的「特殊農地復耕計劃」, 由政府主動覓地。 謝達仁表示農民在 2013 年曾查詢該計劃細節, 答覆是「會做研究」;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 2017 年、 即約四年後提問, 高永文回覆「正着手研究」; 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與發展局的會議上, 局方表示所覓得的土地是零。 謝達仁表示憤慨, 認為這只是政府表示「關懷農民」的公關手法。 實際上, 既然政府說覓地難, 可知覓得農地的機會本就很小。


香港的農民好欺負?
謝達仁形容, 農地的安排仍「未見曙光, 一片黑暗」, 何況發展啟動時, 政府還會再一次登記, 到時不在籍者將不獲賠償, 問題是發展商收了地, 部份農民唯有「食穀種」到市區租屋住, 按照這制度他們亦將不獲賠償。 上篇提過, 政府似不具周詳的補償政策, 唯有恩恤而已, 故謝達仁相信政府會現金賠償了事, 而農民將不能繼續故業。 他覺得城市若要可持續發展, 不能沒有農業, 而社會人人平等, 沒有理由因為發展而犧牲他們的權益, 他們希望能在附近的梧桐河續耕, 那麼市民的新鮮蔬菜供應也不會受影響。


我們發現, 由於農民和農田的特殊而緊密的關係, 其職業和居住流動性是最低的, 世界各地開發時往往不碰農民, 否則會換來強烈的反彈, 著名例子是日本成田機場「東峰十字路事件」和屹立在機場中間數十年的釘子戶。 不過, 香港農民往往沒有土地權, 不是自耕農, 而地主早就放棄農業, 這樣農民的利益就落在政府考慮的最後位置。 香港的特殊地權結構加上政策的落差, 造成今日所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