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事件反映特區官員「有口難言」,還是「集體失憶」?

對於「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人的「被綁/助查」事件, 香港不論哪方, 都拿《基本法》來作解讀。 泛民主派說《基本法》受到踐踏, 建制派則說《基本法》得到嚴格遵守, 香港人受到保護, 除非「偷渡叫雞」(吳亮星語)否則內地警察不能跨境執法云云。

 

不過編者查遍《基本法》, 實在沒有找到任何條文, 明言內地部門不能來港執法。 當然, 《基本法》規定一般內地法律不在香港實施。 即使北京對香港擁有管轄權, 也要透過本地立法或者《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體現。

十多年前, 特區說與內地已有協議, 何以如今不提?

如果說內地人員一定不許在港執法, 官員們何不直接言明是根據如《警務條例》、 《入境條例》等哪些條文作了上述限制, 而總是高舉《基本法》這部憲制性法律?

 

須知道一部憲制法律, 往往都是模糊的、 須依靠立法機關和法院解釋。 教人失望的是, 到目前為止, 特首和其他特區官員皆未有提及和闡釋這些本地法律, 甚或在說明內地人員相關限制方面, 也沒有以前那麼具體。


《線報》編者翻查資料, 發現原來早在 2000年4月, 就曾有內地公安涉嫌未經正式手續, 來港查案的事件。 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毫不含糊地指, 內地警察必須通過保安局安排來港, 不能秘密進入, 否則特區有權採取法律行動。 內地當時否認警察未經正式途徑到港, 而《蘋果日報》則稱, 公安經常進入香港查案, 平均「至少三天一次」, 香港的中方機構有專人接待。 《蘋果日報》的數字或許可以商榷, 但內地警察來港應該不是一次半次的個別事件。 既然不是個別事件, 而且須經保安局, 那麼香港政府一定有一套法規、 慣例可依。


李明逵說得更清楚。 2004年6月, 時任警務處處長的李明逵強調, 內地與香港警方互不隸屬, 而且兩地警方有協議, 又稱協議是根據《國際刑警例》等國際通則而立, 暗示「不得越境執法、 調查」的規定不限於內地, 而適用於其他國家, 超越《基本法》、 「一國兩制」所限之視野。

政府連自己做過甚麼也記不起?

令編者大感不解的是, 為何這次李波事件, 特區政府不拿出這些法例說明越境執法、 甚至調查也不行? 更甚者, 也未見媒體查詢前線警務、 出入境、 中方機構人士相關法例、 協議的存在?

 

編者不得不懷疑, 香港政府的檔案管理混亂疏漏, 導致官員「集體失憶」, 對政府以前說過什麼、 立過什麼法都一概不知。 而梁振英以一己之權威企圖「一錘定音」, 說內地人員一定不可跨境執法也令人氣餒。 事實上, 他上任只有區區數年, 本身又非《基本法》權威, 他如此說既無助澄清兩地執法界線之餘, 反而進一步削弱他的威信, 甚至連《基本法》的權威也一併遭殃。 (更不用說「李波自己出來解釋」這句話了。 )


當然「公安」和國安不同。 前者是警察, 後者則是全國性的, 包括了警衛、 情報、 反間諜和反恐的部門。 如果用美國相比, 國安類似 FBI + NSA + CIA。 當然在權力架構方面, CIA直接向總統負責, 沒有上級部門。


然而, 按照我們對《基本法》的理解, 就算是全國事務, 也須有相應的法律落實權力, 比如駐港部隊須遵守《駐軍法》; 特區政府即使允許秘密強力部門活動, 也不會沒有相關法律依據。 英殖香港的法律一併過渡, 以前的「宗主國/女王」直接對應中央政府, 與秘密行動有關的條文理應存在。


如果並非國安而是「公安」行動, 特區政府不會不知李波和相關人員出入境的細節。 這樣, 特區政府就應知無不言, 解釋相關法例, 以釋除公眾疑慮; 如果是國安、 總參行動, 可能真的繞過了特區政府, 政府不知道或不能說, 但政府亦應清楚交代, 到底根據什麼法例, 必須配合中央而保密資料, 或保持沉默? 況且輿論一般認為, 區區「銅鑼灣書店」老闆, 驚動上述「重量級」行動的可能性較低。 但無論如何, 編者相信這是最低限度的知情權, 亦是書店事件讓人最關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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