鈺成棄官當主席,國謙漏夜趕行會,內有玄機?

在《香港願景對談》節目中,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談到政府管治問題。 林煥光認為, 行政會議應該得到一點行政實權, 使成員對特首效忠。 不過《線報》編者以為, 如果沿用目前的任命辦法, 可能於事無補, 只會造成權力混亂。

兩人不約而同認為, 行政和立法關係緊張, 是香港管治問題的關鍵, 正如曾鈺成所說, 特首不屬任何政黨, 立法會又有不同黨派, 所以往往意見不一。 林煥光則稱, 在這體制下, 行政立法關係不順乃屬正常, 只是佔中之後青年與政府出現「大決裂」, 才更顯加劇。


曾鈺成說, 他經常接待內地訪港(非中聯辦)官員, 他們常問: 「《基本法》不是規定了行政主導的嗎, 為什麼政府法案常被否決? 」曾鈺成有感, 既然不能反過來認為香港政制違反了《基本法》, 就只能認為內地與香港對「行政主導」的理解不同; 林煥光直言, 可能內地官員習慣了「一言領導」, 而依他理解, 「行政主導」是指制訂政策的權力歸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無權提出, 但有權否決, 權力雖受限, 但屬實在的權力。


所以他們都認為, 應該積極組建政治上可行的管治聯盟, 以免特首成為「孤家寡人」。 曾鈺成提到, 董建華時代首屆行會邀他加入, 但是要他辭任民建聯主席。 他與黨員討論之後認為不恰當, 改由當時的副主席譚耀宗加入行會。 到了第二屆, 政府讓政黨領袖以政黨領袖身份加入, 包括了工聯會的鄭耀棠、 自由黨的田北俊、 曾鈺成他自己。 林煥光指, 這反映了管治聯盟早就開始成形, 只因基本法二十三條爭議而擱置進程。


然而曾鈺成認為, 這與「二十三條」無關, 而是制度缺陷。 行會要求保密, 所以相關討論不能帶進政黨爭取黨員支持, 談何轉化為政治支持; 就算能對黨員透露, 也要得到黨內大多數支持才行, 政黨領導本身話不了事。 他坦言對董建華「交不到貨」。


林煥光則解釋, 他當年作為特首辦主任, 有份設計行會改革, 然而行會只屬諮詢機構, 不享有實質決策權力, 所以行會成員傾向對各自的政黨效忠。 根據他的構想, 行會可以逐步獲得行政實權, 成為落實政策的實體, 到時握有權力的政黨領袖就更有理由效忠特首。 他指, 由於「二十三條」爭議, 行會角色再無變化, 故行會無法產生政治聯盟的效果。


可是編者以為, 林煥光的構想即使達成, 也不易產生效果。 如果行政會議仍是諮詢機構, 其成員就須遵從慣例, 邀請社會有影響力的持份者加入, 甚至包括反對派人士, 他們未必願意效忠特首, 手上的權力只能造成混亂。 如果行會成員來自不同的政治派系, 背後的人事和利益瓜葛絕對不比大家看到的行政、 立法矛盾來得簡單, 特首須花很多時間處理這些和管治無關的事, 更影響決策效能。 綜觀西方各個相對民主的國家, 亦未見這種內閣組成方式; 不得已而為之的聯合政府, 亦常常令人擔心政策推行的效率。


要是行會完全拋棄諮詢機構的名份, 成為特首委任的「小內閣」, 則和高官問責制分別不大。 可是今日的高官問責制似乎未如理想, 不少官員的質素讓人非議。 編者觀察到, 自從曾蔭權時代以來, 高官雖然名義上來自特首委任, 但是背後仍有清晰的「分餅」各派勢力, 他們對特首未必完全效忠, 更有稱特首只是內地各派系的「橡皮圖章」。 編者亦推測, 可能香港公務員力量龐大, 空降的高官實際到手的權力不多, 猶像雞肋一樣欠缺吸引力, 難邀人材加入。


正如曾鈺成一開始拒絕行會邀請, 後來只因其他政黨領袖加入, 才不得不跟隨, 及後出任立法會主席, 他卻相對重視這個職位; 他作為政黨領袖, 不會高調為自己的政黨說話, 較能站在中立位置, 因此犧牲了政客的資本, 讓人覺得他對立法會效忠。 按照香港政治傳統, 行會成員位階隨時凌駕立法會主席, 但是如果一個人無意和公務員周旋, 不願權力被架空, 則寧可在立法會掌握實質權力和地位。


正如葉國謙到了退下來的年紀, 決意不做立法會議員, 才「接手」李慧琼的行會席位; 李慧琼尚且年輕有為, 於是為了「更好的處理黨務和選舉」, 早就向特首表示不做行會。 這樣我們不難看出, 在政黨中人眼中行會的席位有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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