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忽然「行會成員上身」,反增社會疑慮法治受損

較早前, 香港電視就發牌事件進行司法覆核, 最初獲判勝訴, 但是行政會議上訴; 昨日(4 月 6 日), 上訴庭宣判政府上訴得直。 《線報》編者擔憂, 此例一開, 政府可以隨時無視專業機構的判斷, 有損法治結構。

編者認為, 此案最重要的法律爭拗是: 通訊局依其理解「現行不設免費電視上限的廣播政策」並以報告形式就應否發牌提出建議後, 行政會議到底應該行禮如儀「照准」與否。 換句話說, 焦點是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成員的個人意見可否推翻通訊局的專業建議。


編者閱畢上訴庭判詞之後發現, 上訴庭的判決傾向認為, 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已經覆核來自通訊局根據專業考慮而作的、 支持港視獲發牌照的意見, 不過亦認同行政長官基於循序漸進原則、 不予發牌的決定, 且重申行會有此權力。 乍看之下, 判詞更像上訴庭法官對發牌一事的個人意見, 多於法律觀點的澄清, 有令人無所適從之嫌。


按照編者的理解, 法庭判決應該基於法律條文, 考慮各種證據; 雖然也不免作出公眾利益或者政治方面的考慮, 但是不應完全主導判決。 何況, 公眾利益或政治考慮應該已在法律條文空間之中有所體現, 例如個別政府部門或人員所享有的法定權力, 可以納入法律框架之中審視。 故此, 這次的判詞只稱「公眾利益、 飽和、 割喉式競爭」等理由, 似乎法庭成為了行政會議本身, 就算有其理據, 但是未能在法治的視角之下解釋行會何以具有這種制度性權力。 編者以為, 法庭應該就此問題, 以法律和政制角度加以解釋, 而非複述行政會議的原有觀點。


否則, 編者擔心若此判決成為案例, 特首或行政會議日後就能隨意推翻專業機構的意見。 我們知道, 很多政策或條例, 都建基於專業意見或認證, 可以說是法律的一部分、 一個法律的構件, 比如醫學診斷就能釐清一個人有無自主能力, 能否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這些專業判斷隨時能被政府推翻, 無疑會令法治受損。 正如大律師湯家驊的評論, 這次的判決或令行政會議「唯我獨尊、 毫無權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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