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忽略煽動罪其餘條文,未能打港獨之餘,還衰過二十三條草案?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聯同大約十名律師, 今日(5 月 4 日)發表反對港獨的宣言, 並召開記者會, 解釋立場和法律觀點。 多位講者提到《刑事罪行條例》關於「煽動」的罪名, 認為律政司可以檢控, 不過《線報》編者留意到, 他們俱忽略了該條第二部分: 如果有人提出中央或香港政府及政制的缺點, 希望糾正, 不會僅僅因此獲罪。

 

記者會上, 梁美芬指出, 不論回歸前後, 國際法都把香港視為中國領土, 因為中國已於 1972 年明確表示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所以九七回歸正式說法是「恢復行使主權」, 主權從來沒有喪失或移交。 在此基礎上, 香港談不上民族自決, 因為民族自決的主體是整個民族, 放諸中國即是中華民族, 而香港和香港人, 一直都是中國領土和民族的一部分。


至於《基本法》159 條雖然允許修改該法, 但是不可和既定方針抵觸, 包括主權及資本主義特色; 而「五十年」之後的前途, 由於中國是單一制國家, 所以香港不可自行決定, 所謂「內部自決」乃混淆視聽。


多位講者提到, 言論自由亦須考慮國家安全, 包括《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有註明這一點。 律師錢志庸提到, 現時一些政治組織並未成功申請作為團體或公司, 如果它們繼續宣稱存在及運作, 可被檢控判監; 此外, 按照《社團條例》及《公司註冊條例》, 如果社團擾亂公眾、 與外國勾結、 公司名稱構成誤導, 保安局可以查封。


不過《線報》編者發現, 上述言論雖非錯誤, 卻有重要遺漏。 想用《刑事罪行條例》尤其是「煽動」入罪恐怕不易。


現時各方無不引用《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名, 不過該條第二部分, 註明「任何作為、 言論或刊物」, 不會僅因指出中央或香港政府的政策、 法例、 憲制的「錯誤」或「缺點」以作矯正, 或「慫恿」民眾「嘗試循合法途徑」改變政策, 就被入罪。 編者詢問法律意見, 認為法官和律政司可憑這幾條條文考慮如何才算「煽動」; 何況普通法講求案例, 而六七事件的發起者無不主動承認責任, 所以案例中欠缺上述的考慮過程, 難以應用於今日必須判斷何謂「煽動」的情況; 此外,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 只有律政司可以檢控, 且不論成敗都須負上全責, 所以律政司必須考慮勝算, 也許覺得勝算不大; 就算律政司司長個人作出政治表態, 律政署亦未必奉行檢控。


故此, 以「煽動」入罪未必好像一些律師所言那麼容易。 事實上, 主張獨立未必違法, 有意見認為憲法第四條「各民族自治地方… 不可分離」乃指地方沒有保留權力; 而除了「香港獨立黨」, 其他黨派並未明確主張暴力革命形式, 走的都是議會路線, 按照《刑事罪行條例》, 是「嘗試循合法途徑」, 不過他們也許應該競逐人大而非立法會。


事實上, 1997 年 6 月 24 日, 香港立法局沒有「直通車」臨近解散, 卻依然通過《刑事罪行修訂條例》, 把「煽動」的定義限於使用「暴力事件、 擾亂公共秩序或製造公眾騷亂的手段」; 背景則是英國當時受到歐盟國家壓力, 故把香港的法律放寬。 甚至 2002 年的「二十三條」諮詢文件, 亦採納了這個制訂方向; 如果當時通過「二十三條」, 就會取代「煽動罪」的「以言入罪」原條文。 因此, 如果今日政府仍然採用立法局本擬廢棄的條文, 則開了歷史倒車, 甚至不如「二十三條」草案的相關條文寬鬆。


另一方面, 坊間不少討論沒有注意《刑事罪行修訂條例》最初訂於 1938 年, 經歷了冷戰時代, 故有限制階級鬥爭的條文, 「煽動罪」包括了「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 如果今日政府開了先例, 日後香港階層之間的矛盾就有強硬對付的理由, 使雙方進一步陷入劇烈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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