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總統反貪最終反到自己頭上,對中國有何啟示?

巴西總統羅塞夫(Rousseff)被指違規貸款, 正式被彈劾, 停職一百八十天, 她一直大呼冤枉, 指斥這是「政變」。 這不禁讓人聯想, 中國內地打貪也被一些評論視為權力鬥爭的煙幕。 到底是巧合, 抑或這兩個互在地球對面的國家有點制度上的共通性? 《線報》編者為大家稍加分析。

 

誠然, 每個國家、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大不諱」, 君權時代是謀逆、 革命政權是反革命、 資本主義國家自然是貪污, 它們都是把政敵打倒、 再踏一萬隻腳的利器。 然而, 是什麼機制容許這些罪名可以用於政治鬥爭 – 如果假設它確是鬥爭工具的話?

 

巴西貪污世界聞名, 但也最「落力」打貪, 何解?

不說不知, 一般認為巴西雖然貪污比較嚴重, 近年卻是打貪法例比較多、 執行比較著力的國家。 羅塞夫在 2014 年通過的《企業腐敗防治法》(Clean Company Act)則是最新成果 – 企業須為員工的貪腐行為負責, 被處最高可達 20% 毛利的行政罰款, 而不管企業本身有無違法或知悉與否, 甚至不必由刑事法庭審理。


看來非常嚴厲, 然而有趣的是, 法例執行細則一直沒有定案, 遑論落實。 結果檢控與否, 如何、 何時酌情, 一一無法可依, 全操於檢控官員之手; 此外, 法例本身卻又允許涉案公司「坦白從寬, 決心整改」, 就能最多寬免最多 2/3 的罰款。


事實上, 只要官員手中擁有酌情權, 貪腐之門就此開啟。 於是我們不難猜想, 這條反貪法例本身就藏污納垢。 不過「有多大的利益, 就有多大的鬥爭」, 對於牽連甚廣的大公司, 高級官員未必選擇受賄了事, 而是「放長線, 釣大魚」, 讓它坦白供出越來越多的「大老虎」。


面對多達 2/3 罰款的慈悲之心, 企業一定感恩不已, 攜手合作。 在資本主義社會, 高級官員哪個沒有商業往來, 於是總有點漁獲。 可以說《企業腐敗防治法》乃是《國家公敵挖掘法》。 羅塞夫這次可謂作繭自綁。


反貪法例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是發展中國家的宿命?

即使不考慮政治上的「副作用」, 其反貪作用亦成疑問。 負責檢控的政府機關固然有「釣大魚」的時候, 不過打擊總統每年能有幾次? 多數時候還是數銀紙比較愜意, 而法例既然容許「酌情」, 企業老闆和董事定然希望「坦白從寬」獻祭員工, 保存自己, 甚至多家企業的高層「夾口供」。 這樣一來, 法例到底能否深挖貪腐之源, 頗成疑問。


如果羅塞夫本就為了打擊政敵, 就是始作俑者, 宜其無後; 如果真心打貪, 卻立法不善, 則是一個多數國家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正如菲律賓, 也是東南亞打貪法律最為繁複的, 可是貪污情況卻成正比例, 而中國內地多年來頻頻立法, 也收效不彰, 最終只能靠行政手段。


它們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 國民收入較低, 我們不難理解人們較難抗拒金錢誘惑, 而政府執行力也較薄弱。 但從政治原理層面來說, 它們的前身要麼是「大一統」傳統王權國家, 如中國, 要麼沒有自己的政治傳統, 從殖民地一下子照搬宗主國制度, 如巴西和菲律賓, 所以它們缺乏歐洲從封建法院一步一步、 由下而上建立法制的歷史。 封建領主可以自行其是, 公平性且不說, 其法律必有現實操作性, 歐洲法律乃在這個基礎上建立。


對中國的啟示

相反地, 兩漢之交王莽篡位改制, 可是在「大一統」政制下, 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空間有限, 於是中央沒有實際數據和經驗, 只能憑空托古改制, 企圖恢復周代「井田」, 而「井田」與其說是一種實際政策, 不如說是一種政治理想設計。


王莽派人丈量土地辦「井田」, 在那個時代根本不可能完成, 徒成弄虛作假和貪污溫床, 與初衷相違。 故在中國政治傳統下, 「法」往往只是一種朝廷的政治構想或宣言, 而非一個可操作的實用工具; 這種思想延續至今, 無怪乎打貪法例卻是一紙具文。



羅塞夫在 2014 年通過的《企業腐敗防治法》(Clean Company Act)則是最新成果 – 企業須為員工的貪腐行為負責, 被處最高可達 20% 毛利的行政罰款, 而不管企業本身有無違法或知悉與否, 甚至不必由刑事法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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