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土耳其政變:從歐洲病夫到新興經濟體,已無回頭路

土耳其政變未遂, 是數十年以來第一遭。 土國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奠下的土耳其世俗化民族主義, 使軍隊高度掌握權威, 多次成功發動政變更換政府, 而未嚐一敗。 今次政變, 到底是軍方初嚐敗績, 抑或是軍方領導與宗教化政府媾合, 拋棄理想主義的中低層軍官? 《線報》編者擬從土耳其近十年來的經濟軌跡, 反推最大的可能 - 而非流於陰謀論或個別政治家權鬥的視角。

從「歐洲病夫」到新興經濟體
正如中國清朝時期曾被譏為「東亞病夫」, 土耳其也「難兄難弟」, 前朝鄂圖曼帝國也是「歐洲病夫」, 被歐洲列強欺壓。 民族主義因此誕生, 也像中國知識份子一樣, 把帝制和傳統(伊斯蘭教)視為阻礙民族現代化的枷鎖 - 當時, 甚至主體民族突厥人, 都不想保留王朝體制。 蔣介石手下立法院長胡漢民, 考察土耳其後感言: 「土國在歐洲以後, 經濟原極困苦, 且國亦不甚強勁, 但至現在, 距媾和不遠, 而土國之財政, 竟能有條不紊, 政治亦甚佳, 可知其進步之速, 誠足驚人也, 吾人往外遊歷, 考察政治, 當取其所長, 回國以資借鏡, 則土國其庶幾矣。 」


凱末爾作為帝國軍官, 1923 年締建土耳其共和國, 正是蔣介石北伐的前夕, 其實兩人的歷史角色也相當近似。 可以想像, 蔣介石有其黃埔嫡系, 凱末爾亦有他的軍事傳統, 同樣都在民眾心中建立了比較崇高的威望, 根據近期民調, 唯有軍方的民眾好感超過 60%。 在民族主義、 世俗化政教分離的信條之下, 土耳其軍方獲得巨大權力, 後來多次發動政變, 改變政府。


這些政變秉持了上述的信條, 例如 1960 年的執政民主黨允許數千座清真寺重新開放, 並把阿拉伯語禮拜合法化, 於是引起軍方首次政變。 不過, 這些政變也有保護右翼寡頭經濟的傾向, 例如 1971 年左右翼民眾發生嚴重衝突, 軍方推舉出來組建看守政府的 Nihat Erim 就來自右翼; 1997 年, 伊斯蘭主義的「福利黨」贏得議會絕對多數席位, 卻遭軍方「建議」一系列政策, 翌年更被解散。 環顧世界, 我們不難發現多數軍事政權都有這樣的傾向。


然而, 土耳其經濟發展卻威脅了寡頭。 自從執政「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來, 人均 GDP PPP(購買力平價)節節上升, 而堅尼系數則明顯下降, 說明民眾生活有實際而均衡的提高。 如果泰國前總理他信憑籍新興產業 - 電訊 - 而掌握平民政治, 能與軍方和傾向軍方的王室爭持, 我們也可以相信「正義與發展黨」同樣具備這條件。


文人政府再不甘為傀儡, 日益宗教化
事實上, 該黨的政綱之一就是減少軍方權力。 有了這樣的自信和民間支持, 埃爾多安政府近日在議會通過修例, 把軍方「內務條例」(Internal Service Code)第 35 條原文所訂的「遵照憲法保衛祖國」, 改為「在外來威脅下, 保衛祖國」, 削弱了軍方干政的法理依據。 無疑這是政變的導火線。


同時, 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 最初往往伴隨宗教保守主義, 以統合社會力量, 伊朗就是例子; 土耳其穆斯林佔人口 98% 其中七成是遜尼派。 而「正義與發展黨」部份重要成員來自被解散的「福利黨」, 後者在 1997 年亦曾提出小學宗教教育政策, 只因軍方「建議」而採納八年強制世俗教育。 事實上, 很多學者指出土耳其自從 1960 年代以來, 伊斯蘭化政黨就已相繼冒起, 而「正義與發展黨」執政至今, 伊斯蘭化趨勢有增無減; 來自該黨的議長卡拉曼, 近日更公開聲言「我們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必須有一部宗教憲法」。


由是觀之, 不論是權力、 經濟、 還是宗教政策的立場, 現政府都與軍方存在重大矛盾, 政變可謂情理之中。 不過, 為什麼今次政變失敗? 哲學的批判不如批判的哲學, 如果軍方齊心, 文人政府一般是無力反抗的; 歷時三小時的行動, 政變一方陣亡一百餘人, 不可謂不堅決。


既能脫亞入歐, 化解民族問題, 宗教政策只是次要?
編者相信, 土耳其的近代歷史和中國接近, 一樣抱有民族復興主義; 又與日本一樣走「脫亞入歐」路線, 與中國「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更進一步。 那麼, 如能富國強兵, 加入歐盟, 即使改變宗教政策, 也未必不符軍方信條; 至於經濟利益方面, 只要增長迅速, 文人政府自可贖買, 就像中國近年成功遏止軍方經商, 也是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我們相信這次軍方政變流產, 證明軍方高層已和文人政府建立了利益鏈。 軍方領袖阿卡爾將軍(Hulusi Akar)並沒有參與政變, 我們甚至可以猜想, 雖然政變未必是「自編自導」的陰謀, 不過埃爾多安早就知悉, 卻將計就計, 讓它發生。


此外, 中西亞國家相繼出現社會動盪, 土耳其東部的庫爾德人、 左翼庫爾德工人黨也有動作。 然而, 埃爾多安儘管比較強勢, 卻主張透過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 解決複雜的民族問題。 文人政府唯有掌握經濟力量, 才可開出這種政治支票, 而非傳統的「拉一派, 打一派」; 而軍方整體亦會歡迎, 除了依靠鎮守庫爾德人而升遷的派系。 這次政變, 最高軍銜的 Adem Huduti 將軍來自東部, 他有可能不滿政府的懷柔民族政策, 卻不獲其他軍方高層支持。


歐盟隻眼開, 隻眼閉, 埃爾多安宜記窮寇莫追
事實上, 土耳其工業發展良好, 輕工業產品對歐盟國家出口量持續上升, 一些品牌名列前茅, 好像 Beko 及 Vestel 兩大電器牌子(不過近年由於金融危機, 出口至新興國家的份額有所增加), 這就註定土耳其需要歐盟市場。 然而由於尚未加入歐盟, 貿易存在限制, 導致貿易出現赤字; 如果土耳其加入歐盟, 廉價產品就能進一步擠佔歐洲, 這跟中國積極「入世」的背景相近。


另一方面, 歐盟需要一個伊斯蘭國家幫助解決難民 / 移民問題, 土耳其是「不二之選」。 此外, 俄羅斯始終是歐洲的最大戰略對手, 而黑海由俄國控制, 歐洲只能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 阻止俄國海軍進入地中海。 因此, 歐盟與土耳其可謂一拍即合; 這次軍事政變, 雖然有違歐盟的政治標準, 但是歐盟現在亦保持沉默。


然而, 埃爾多安應該注意, 歐盟仍有一定的「政治正確」信條: 政治穩定和民選政府, 是必須條件。 土耳其至今仍未被認為是「穩定國家」, 就與政變有關。 從埃爾多安的執政表現來看, 他似乎會「有風駛盡」, 過分自信; 如果他趁機擴大打擊軍方, 可能破壞現有的多方默契, 也會在歐盟的「評分表」中減分。 萬一這種默契破裂, 軍方自身分裂成不同派系, 各自發動零星的軍事奪權, 則國家更會陷入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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