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建交就要和台「斷交」?拜託,又不是真的外交關係

中梵建交的消息甚囂塵上, 榮休的香港教區陳日君樞機稱, 梵蒂岡與北京建交等於「和魔鬼交易」, 而坊間討論焦點都是中梵關係, 却把香港和台灣(特別是台灣)忽略掉了。 《線報》編者擔憂, 北京把梵蒂岡的「外交」視為一種政治關係, 而要求教宗與台灣「斷交」; 更擔憂後者爲了信衆發展而答允。

梵帝岡重視信徒多過政治
從中世紀到近代, 歐洲天主教(基督教羅馬正教)主宰社會, 教籍等於歐洲整體的一種公民身份。 例如11世紀的教宗格列高里七世(Gregory VII)堅持只有教宗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權力, 反對世俗諸侯任命神職人員, 於是英王亨利四世於1076年召開「沃木斯會議」(Worms)反對教宗; 格列高里七世下令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 這一招逼使亨利四世於1077年前往卡諾撒(Canossa)城堡, 赤足乞和。 然而三年之後, 亨利四世捲土重來, 罷免格列高里另立教宗, 分庭抗禮, 還率軍圍困羅馬城兩年; 後來終使「舊教宗」格列高里在1085年死於顛沛之中。


由此可見, 那時的教廷確實是個封建國家, 而且是某種程度的歐洲共主。 不過自從近代、 現代以來, 基督新教興起、 民族國家取代封建諸侯、 特別是意大利統一運動對梵蒂岡領土的吞併, 都使天主教日漸衰落, 失去了政治地位。 但她既然沒有斷絕「國祚」, 就沒有理由推翻現存的結構, 所以象徵性的保有封建時代的政治體制, 作爲世上最小的「國家」, 連軍隊都是模仿近代瑞士長矛傭兵的。 然而, 我們不應把她視爲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 其所謂外交, 理論上絲毫沒有經貿或戰略等元素。


在此過程中, 天主教的傳播模式明顯地趨於妥協, 自我約束其政治影響。 其實早在1122年, 教宗卡利斯圖二世(Callistus II)與英王亨利五世簽訂《沃木斯和約》(Concordat of Worms), 議定主教和修院長的任命須由教會和國王雙方共同批准。 後來英國聖公會儼如今日中國的「天主教愛國會」, 不受梵蒂岡節制。 到了近代, 利瑪竇的故事我們就更熟悉了。 當時他與其他教士, 以科學家和博物學家的角色來華, 入鄉隨俗, 以至允許教眾拜祖先; 後來道明會反對祭祖, 引致清廷反擊, 康熙和雍正禁教, 史稱「禮儀之爭」。 可見中國傳統統治者並不反對關於造物者、 復活與天堂等信仰內容, 也比較認同基督的倫理教誨, 只在意王權、 文化和血統認同(祖先崇拜)。


到了近代, 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推行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也是為了給蘇聯、 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教會恢復元氣, 教廷願意與統治者共同商議主教人選, 不過問政治話題。 近年, 越南亦與梵蒂岡交好, 越方先制訂主教候選人名單, 由梵蒂岡挑選, 再經越方禮節性確認。 這種「越南模式」其實與一千年前如出一轍。 反過來說, 馬來西亞主動和梵蒂岡建交, 一般相信是希望利用天主教抗衡國內伊斯蘭勢力, 有政治目的而非出於信仰, 但是梵蒂岡亦不過問, 來者不拒, 有「羊」就收。



所以編者覺得, 中國飽受西方殖民所害, 誠然有理由顧忌西方教會, 但當天主教會表示妥協, 揆諸歷史, 中國亦沒必要過於放大她的政治影響。 若按照唯物主義史觀, 放下信仰, 對教會而言, 信徒的發展亦是其生存的最主要基礎, 比政治立場重要得多。 因此北京亦應明白, 梵蒂岡的所謂外交, 只是披著主權國家的皮的教會管理模式, 一般而言, 有教區就有主教, 就有外交; 使節規格可以升降, 例如台北失去聯合國地位後, 教廷的使節從大使改爲代辦, 另自2012年單國璽樞機主教逝世, 梵蒂岡再無委任台灣人當樞機, 反而在香港還有陳日君、 湯漢兩位。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教廷的「陞官圖」式自娛自樂, 而近年俄羅斯和教廷建交, 普京就認為這非「邦交」而是「關係」。


換句話說, 教廷與台灣雖有邦交之名, 但梵方為了讓中梵建交創造條件, 已不只一次主動降低與台灣的關係規格。 但若北京以梵蒂岡與台灣「斷交」為建交的前提, 不難理解中梵建交一直存在膠著。 有分析指, 之前進展一直膠著是因為北京可能授權宗教局等較低層次的部門主理談判事宜, 因此「寧左勿右」, 不傾向靈活處理此類涉及主權的問題。 然而近日中梵建交有突破性進展, 有消息指是由於談判的層次提高了, 北京領導人未必再拘泥教廷是否必須要有同台灣斷交的「動作」之故。 編者以為, 既然梵蒂岡對台關係實質上一早已被降格, 斷交與否除涉及面子外, 對中國真的如此必要?



斷交是宗教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編者始終認為, 如果完全斷交, 等於禁止教會管理信眾, 尤如宗教禁令, 況且羅馬教廷從未有與某國家斷交的先例。 如果英國聖公會的誕生猶有政治考慮, 那麽今天的教廷已非真正國家, 禁教就確實是宗教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若北京按照「一個中國」原則, 要求教廷與台北斷交, 難免會被視爲政治干預宗教自由, 而宗教是安身立命的身份政治, 勢比服貿協議引起更大的社會反彈。 從道義角度, 北京要求教會離棄信眾, 亦難以讓人認同, 這對北京和台北都沒有好處。 其實兩岸何妨在宗教上「一國兩制」, 既然駐台大使已經改為代辦, 說明這種「外交」的名目是可以修改的, 關鍵是不應影響教廷管理台北總教區的制度。


出於道義考慮, 編者認為羅馬教廷絶不容易作出主動斷交的決定。 事實上, 天主教雖然名義上信眾最多(超過12億人), 但是多數基於「傳統天主教國家」, 如南歐、 非洲、 菲律賓等國的「自然信眾」, 在國際傳教方面, 則遠遜於基督新教; 既然江河日下, 自然不能免俗於「十三億龐大市場」。 內地雖有抗拒「天主教愛國會」權威而擁戴羅馬教廷的地下天主教會, 但數量不多; 真正對社會造成巨大影響、 形同邪教的地下教會, 是「東方閃電」等組織。


對後者的信徒而言, 如果中國政府意圖透過「正統宗教」加以感化, 那麼不論基督新教還是羅馬正教, 差別也不大, 基督新教的西方政治色彩可能更淡。 編者以為, 北京領導人有可能認識這一點, 加上梵蒂岡與馬來西亞成功建交, 從而願意主動提高與梵建交談判的層次, 如外交部。 主動權在北京一方, 因而到底台灣會否被「斷交」,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教廷的「外交」, 仍是值得北京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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