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眾妨擾罪:難道又搞保普選百萬簽名?

佔中三子及幾位當時的立法會議員被捕, 他們被控普通法的「公眾妨擾罪」, 引起社會爭議是否因為這條控罪最高判刑是七年, 高於《公安條例》的「非法集結罪」, 所以律政司刻意用來打擊佔中者。

在此, 《線報》編者不擬探討背後有無這樣的動機, 倒想從法治的宏觀角度, 簡略分析一下兩條控罪的原理, 並考慮「公眾妨擾罪」的取證問題: 除非是人命和人身傷害, 或經客觀統計的財產損失, 否則若果僅是滋擾導致情緒不安, 如何釐定?

佔中前無古人, 不只適用非法集結一條罪
在過去, 政府針對非法的集會遊行, 一般控以《公安條例》之下的「非法集會」(Unauthorized assembly)或「非法集結」(Unlawful assembly)。 按照後者的條文, 只要三人或以上集結, 做出「威嚇性、 侮辱性、 或挑撥性」的行為, 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他們破壞社會安寧, 或激使他人如此, 就可入罪, 不管這個集會原先是否合法(Authorized)。


回溯歷史, 《公安條例》草案由英殖政府訂立於1966年10月, 並於11月通過, 顯然針對的是當年的社會抗爭和動盪。 不過後來逐步放寬, 於1971年, 條例允許公眾在維園、 大球場等五個地方合法集會; 再過幾年, 只規定三十人以上的集會、 二十人以上的遊行, 始須申請; 最終發展成現在的模式, 只要領取「不反對通知書」。 與此同時, 1991年香港通過《人權法》, 因而在概念上, 原本針對社會抗爭行為、 維持公眾秩序的《公安條例》與之衝突。 從此以後, 即使政府控以《公安條例》, 法官亦須同時考慮《人權法》的保障。


根據觀察, 至少從回歸以來, 「非法集結」罪成者從未被判入獄, 最多只是守行為一年, 儘管其最高量刑可達五年。 量刑較輕, 多少反映法官平衡了《人權法》方面的考量。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曾在2013年5月回覆時任立法會議員的陳家洛, 表示政府認為《公安條例》行之有效, 不必修訂。 這就意味, 在實際運作上, 政府認為它與《人權法》取得了平衡, 亦對法院多年以來的量刑, 未感不合理。 因此, 如果以此條例控告佔中者, 即使法官從重判刑, 佔中者仍有較大可能上訴得直。


不過, 佔中可謂前無古人, 除了1956、 1967之事。 過去的集會, 就算違反法例, 但也限於固定的時間或場合, 警察可以提供安排, 作出管理(哪怕事後檢控); 何況我們不難發現, 它們多數都在周末、 周日進行。 總括而言, 它們對公眾影響有限。 一些針對官方活動的抗議, 則對公眾沒有造成直接影響, 不在此列; 除非當事人自己提訴, 好像梁振英那樣, 否則不會控以「非法集結」。


然而, 佔中事件曠日持久。 過程中的暴力事件, 自有另罪處理, 單論它的原來宗旨, 也沒有固定期限, 意味政府難以控制; 發起者之一戴耀廷表示, 目的就是要癱瘓中環, 作為政治籌碼; 雖他後來否認, 但前言足以記錄在案, 說明佔中本來就有影響公眾之原意。 如果是這樣, 就可能超越「非法集結」的「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他們破壞社會安寧」的範疇, 政府可以搜集證據, 證明佔中實然對公眾造成妨擾(而不只令人「害怕」)。


難道用反佔中簽名來取證?
近年, 香港政府亦曾控以「公眾妨擾罪」, 主要針對一些並非集會、 而又可能影響公眾的行為。 例如英籍男子Matt Pearce分別於2005年攀上中環大廈外牆, 於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日, 爬上青馬大橋龍門架示威, 都被提訴, 最高被判入獄六個月, 但經上訴獲得緩刑。 社民連的吳文遠, 則於2012年胡錦濤到港期間, 在其車隊駛經之處拋下抗議物品, 唯因他並未身處「公眾地方」直接影響公眾, 因而檢控不成立。


普通法沒有成文可引, 須考諸案例。 不過, 香港的案例都不是集會遊行, 對於佔中, 似乎沒有直接類近的案例可援。 當然, 在普通法框架下, 法院亦可援引海外的例子。 在澳洲1973年的Kent v Johnson案中, 對「公眾妨擾罪」作了這樣的定義: 作出非法的行為或不作為, 危害公眾生命、 安全、 健康、 財產或安適, 或致公眾權利未能行使或享有。 (原文: an unlawful act or omission... which endangers the lives, safety, health, property or comfort of the public or by which the public are obstructed in the exercise or enjoyment of any right common to all.)
較近年的定義, 可見2005年Archbold的《Criminal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 其中最受爭議的「安適」(Comfort)仍然保留, 而且增加了「Moral」一項。 此外, 早在1957年英國Attorney General v PYA Quarries Ltd. 一案中, 法官表示遭妨擾的「近鄰」(Neighborhood)是否多到足以構成「公眾」的地步, 仍須考慮, 然而, 不必每一位「公眾」成員都受損害, 才可入罪。


這就引起兩個問題: 首先, 佔中固然造成影響, 但其影響到底限於「近鄰」還是整個香港的「公眾」? 其次, 公眾受到的妨擾的範疇, 除了生命、 人身安全、 健康之外, 其他都較難取證。 第一點, 法官自有判斷, 編者主要關心第二點, 因它涉及法院取證的原則, 因而影響法治程序。


佔中期間香港整體的經濟損失, 實在難以估算, 即使專家亦眾說紛紜; 當時雖有團體訪問商戶進行調查, 但欠系統性、 中立性; 而今事隔兩年, 就算再委任專家調查, 恐怕亦難以作出結論。 至於公眾的「安適」, 更加撲朔迷離, 無法量度。 恰恰佔中主要造成的影響, 就在於這兩個方面。 屆時, 法院未必能夠得到足夠客觀的數據或人證, 也許只能採用傳媒報導或個別團體的調查結果(例如「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 這樣的取證, 是否足以支持整個審訊?


近期, 梁振英訴黃毓民普通襲擊案, 法官就拒絕黃毓民援引傳媒報導作為證供, 因為欠中立性, 可能經剪輯。 但是與此同時, 一些案件都以傳媒資料作為證供, 如七警案、 曾蔭權案。 如果佔中案再次引用, 我們就不禁質疑, 法院的取證是否持平、 客觀、 謹慎、 合符「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 如果這些原則被破壞, 我們就要質疑, 政府控告佔中者, 口稱「守護法治」, 卻以更根本的法治原則做為代價, 是否合理。 建議政府如要控罪, 應更深入探討可能造成的深遠影響, 謹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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