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解,定係大瓦解?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 日前發表「特赦和解論」, 社會迴響頗大。 建制派一方面批評有違法治精神, 重申佔中者必須「找數」, 另一方面, 非建制派亦諷刺他們害怕被捕。 結果胡志偉匆匆收回言論, 好不狼狽。

對胡志偉個人來說, 事情已告一段落, 但對社會而言, 關於特赦、 大和解的討論, 還是很有意義的。 《線報》編者希望不落入「找數, 承擔」之類的政治價值的窠臼, 而欲稍為探討特赦本身對法治體系的影響。 我們發現, 就算政府特赦, 泛民可能反而換來一個更嚴苛的言論環境?

特赦, 不是孤立事件
在很多民主國家, 與一般想像不同, 特赦不常有, 因為各種能夠「法外開恩」的情況, 均已寫進法例本身、 或者量刑原則之中。 比如說, 泛民認為佔中人士參與社會抗爭, 本無惡意, 而法院量刑時, 確實亦已考慮這點, 判刑從輕, 建制派對此不乏批評, 譏為「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在民主傳統更深厚的國家, 這些原則在法治體系中已有更加廣泛的應用, 所以特赦主要只是基於人道立場, 例如犯人的健康、 年齡、 家庭團聚等等的綜合因素。


從這個角度來說, 法例應該越修越詳細, 使「法外」的特赦越少越好。 如果非特赦不可, 往往在特赦之後修訂法例。 過去在美國, 非法移民一度獲得特赦, 因為法例被指含糊不清, 辯方認為罪不在我; 美國政府為了收緊政策, 出作特赦, 宣示法例確有漏洞。 故此, 這批移民獲特赦之後, 後來者卻要面對更加嚴格的法規。 我們可以認為, 政府眼中的特赦只是前菜, 修例才是大餐, 所謂「下不為例」。 如果單純批評特赦會開啟無視法律的先例, 是片面的理解。


又以曾蔭權案為例, 他以普通法獲罪, 而普通法只能參考案例, 沒有成文, 易墜法網, 坊間一些聲音支持他獲得特赦。 就此而言, 如果普通法存在這樣的缺點, 特赦並非不可行, 但是理應同時修例, 比如把成文法《防止賄賂條例》適用至特首。 否則, 日後再有特首涉案, 難道又爭取特赦? 這肯定有違初衷。


特赦的對象, 豈能以佔中九子為先?
實際上, 這次「特赦和解論」甚至不獲非建制派多數支持, 其中一個原因是, 政治交換的對象只有「佔中九子」和警司朱經緯, 卻不包括旺角騷亂的青年。 可以說, 後者被泛民視為棄子。 也許泛民以為佔中較獲同情, 而騷亂則被主流輿論千夫所指。


可是, 按照上述的特赦原則, 佔中被捕者總體上沒有特殊性, 尤其「佔中九子」個個都是議員或飽學之士, 理應為「公民抗命」負責; 相反, 旺角騷亂被捕者, 都以青年為主, 而整批青年被捕, 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聞。 所以, 按照犯罪情節, 佔中似乎可以從輕, 但在條文和量刑原則中已有反映; 按照犯人身份, 反而旺角騷亂者更有理由獲得特赦。 不是直接因為他們年輕, 而是香港法例並未考慮整批青年被煽動的情況, 未及就此制訂針對性的條文。


在技術上, 目前「佔中九子」甚至尚未提堂, 談不上特赦。 按照法例, 特首只能特赦已經定罪的犯人, 這點很多評論都已述及。 即使我們「廣義」地理解特赦, 認為特首可以影響以至終止檢控程序, 對已經檢控的人撤訴, 但按上述原則, 香港從未經歷佔中、 青年集體騷亂這樣的案件, 目前的判例將對司法體系帶來積極意義。 如果泛民從法治精神、 法治建設出發, 也理應先待法院得出判例, 才再考慮爭取特赦。



大和解, 還是大瓦解?
從上文的推論, 編者感到胡志偉等人其實並未認真考究特赦的意義和影響; 他們對「大和解」一詞, 恐怕也知之未詳。 所謂「大和解」, 最初乃由台灣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於1995年提出, 主張在野黨大聯合, 與新黨合作挑戰國民黨。 當年年底, 施明德邀請新黨全國委員會召集人陳癸淼、 趙少康等人喝咖啡, 商談合作, 號稱「大和解咖啡」。 可見「大和解」首先是在野黨的「大團結」。


然而, 這次「特赦和解論」, 事前顯然未與香港在野政黨、 政團洽商, 人稱「新泛民」的梁國雄、 劉小麗、 朱凱迪等人群起反對, 稱現時並非和解的時機, 羅冠聰直言, 貿然和解「有負民主運動」。 連民主黨內部也意見不一。 實際上, 只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支持, 因此無法不教人質疑, 這既是泛民大佬害怕被捕, 亦是大黨與其他黨派割席、 謀求一官半職之策略。


縱使胡志偉等人本意良好, 但是與政府和解, 亦等於與政府談判。 既然非建制派內部還未統合, 又有什麼談判籌碼? 政府又有什麼理由跟你談判? 林鄭月娥就不留餘地的說, 她上任之後不會特赦。 她到底會否特赦, 正如她當初會否參選, 同樣說不準, 但至少反映她目前不以胡志偉為談判對象。 實際上, 黃毓民評論就稱「大和解」是求饒、 投降、 靦顏事敵、 跪舔林鄭。


也許胡志偉等人確實考慮過台灣「大和解」, 當年李登輝上台之後, 就對美麗島事件政治犯作出特赦, 構成1995年「大和解」的背景。 可是, 李登輝恰恰意欲推行台獨路線, 才有日後的開放政策; 萬一當年並非李登輝上台, 假如蔣經國不死, 會否特赦首先成疑, 即使特赦, 恐怕也如上述, 會借機收緊政治空間。 在香港, 如果泛民認為林鄭是「CY 2.0」, 專愛鬥爭, 難道她特赦完就會了事? 政府必會借此宣稱法例過於寬鬆; 而以立法會的建制、 泛民比例來說, 政府收緊言論和抗爭空間的條文, 幾乎必通過。 屆時, 連非建制派都會齊呼「找數」。 胡志偉的「特赦和解論」, 恐怕把特赦、 和解二事倒果為因。


展望特赦的時機
總結上文, 目前特赦存在種種局限。 但是香港社會渴望和解, 而特赦向來都是放下爭議的手段或標誌。 古時新君平定天下, 或者太子登基, 莫不大赦, 除了換取仁德之名, 也是為了宣告鬥爭的終結, 不用再傾輒。 莫說君臨天下, 就是曹操在華北打贏袁紹之後, 發現自己內部很多人在戰前暗通袁紹的信件, 他也沒有追究, 只把信件一把火燒掉, 說一句: 當紹之強, 孤亦不能自保, 況他人乎?


所以, 香港如要特赦佔中、 旺角的犯罪者, 根本條件是佔中、 旺角的抗爭議題得到解決, 例如八三一、 雙普選、 中港矛盾等議題得到突破性發展, 這樣市民才有團結的理由。 當年美國總統卡特在越戰(及其徵兵)結束後, 特赦犯事的反戰人士和逃避兵役者, 平息戰爭的創傷。 換句話說, 爭取政改、 社會分配、 中港關係的良性發展, 特赦(或平反)就有廣闊的空間; 反之, 條件未備, 為了特赦而特赦, 料必遭遇重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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