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成日外訪倡一帶一路,忽略香港優勢是本土文化?

評論

梁振英整天把「一帶一路」掛在嘴邊, 經常帶團出訪國內外, 言必「超級聯繫人」, 可是香港的實際規劃至今還很模糊。 《線報》編者剛剛採訪中文大學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聲音」講座, 講者以香港的粵語和客家語為例, 指出香港除了金融、 法律等老調子, 原來廣東文化輸出也是一個產業方向。 所謂粵港澳大灣區, 要靠香港走出去, 而走出去的路徑, 可能語言比金融、 法律還根本。

既本土, 又一路, 皆大歡喜
講者說起香港老黑白電影, 我們一般稱為「粵語長片」, 但學者的數據揭示, 這些黑白電影尚有相當一部份, 說的是客家語、 潮語等方言。 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想像香港明星在銀幕上說閩南話, 但須知道, 廣東本來就是粵語、 客家語、 潮閩語族群的大集燴; 清朝土客武鬥, 死傷萬計, 說明勢均力敵。 廣東的文化, 曾幾何時也是不打不相識的融合。


除了廣東本身語言多元, 電影行銷對象也一樣。 學者們說, 香港五十年代百廢待興, 可卻是香港電影產量最高的時代之一, 然而片商哪來的市場? 原來香港電影當時行銷東南亞, 面向各國華僑, 而這些東南亞華僑, 本來就是元明清時代相繼從華南沿海遷入的, 說的當然就是粵語、 客家語、 潮閩語了。 何況當時的東南亞國家, 如菲律賓、 馬來亞, 相較目前的「大中華」地區更加富裕, 富商頗不少, 所以爭相拍電影投資, 例如狄娜出道, 就是因為被泰國首相沙立.他那叻看中, 故片商甚至像「樓花」一樣, 以「片花」形式預先集資。 現時, 東南亞華僑約有七千萬之多, 保守估計, 至少半數說的都不是普通話/國語, 而是這些方言。 換句話說, 這是香港的龐大文化市場。


香港電影也曾有過輝煌的時代, 雖然目前市場衰落, 但技術骨干仍在, 比如內地很多大製作, 就請香港的導演和團隊; 連近期上映的《攻殼機動隊》真人版, 也選擇香港拍攝, 除了因為香港市貌接近塞博朋克(Cyber Punk)風格, 原來電影團隊的質素也是一個誘因。


所以編者相信, 將來香港雖然未必可以大拍「本土電影」, 但如憑藉語言和文化特色, 成為東南亞(一帶一路的「一路」的核心地區)的電影製作樞紐, 也是一個發展和就業機遇。



香港要發展, 須看東南亞
從語言說開, 原來香港常常自詡的法律、 金融制度, 並非一切的根本。 它們是制度的便利, 但城市的根本優勢在於找到自身的產業特色或先機。 例如「9+2 泛珠江三角洲合作區」和 CEPA, 也是一個制度框架, 主要就是香港和廣東城市彼此之間的經貿、 專業資格協定模式, 理論上能夠強化經貿, 但因為廣東當時仍然主力發展面向歐美的輕工業, 因而香港只能繼續「前店後廠」, 結果 CEPA 只是強化了各自原有的業務, 而未能開創新酋。 深圳的高新科技發展矚目, 但與 CEPA 關係不大。


時評員劉銳紹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與「9+2」十分不同, 「9+2」只是一個協定框架, 於是延續了「前店後廠」模式, 對香港而言, 仍是大財團、 金融家受惠; 而大灣區則配合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先以基建統合粵港澳多個城市, 進行產業升級, 然後放眼東南亞市場, 有利中小企發展; 由於這是一個新的方向, 香港的國際商貿和法律經驗, 甚至語言和文化聯繫, 都比以前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相反, 如果仍以歐美為對象, 中國內地已經不必依靠香港。 他更引述內地官員稱, 大灣區是香港經濟「最後的發力機會」, 如果香港不與廣東協作, 就「悉隨尊便」。 劉銳紹擔心, 香港一旦錯失, 就再無什麼優勢可言。


一帶一路的「一帶」, 穿越中亞和西亞, 那些國家基建甚弱, 很依賴中國的大規模投資; 此外, 鐵路和海路不同, 須靠各個國家全面合作, 保障安全, 政治方面的博弈更關鍵; 何況當地的文化和語言, 亦和香港無淵源。 相反, 「一路」即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東南亞國家相對發展較佳, 基建已有一定基礎, 適合更高層次的產業投資; 其次海路和陸都不同, 又接近中國勢力範圍, 安全較有保障; 而香港又有上述的文化優勢, 正好能夠帶領大灣區經濟圈「走出去」。



發展眾籌, 聯繫廣東和南洋初創經濟
中國發展已呈「L」型的「新常態」, 傳統產業已經飽和, 除非取得技術突破而超越他國, 否則只能靠創新產業維持經濟。 至於東南亞各國, 由於已有一定基建, 但傳統產業已被大國壓著, 所以初創企業也是發展之路。


不過創新產業「陣亡率」太高, 不易獲得投資。 因此眾籌成了令人期待的方向。 眾籌不像股市, 不要求企業披露資料, 亦不要求履行股息方面的承諾, 有利初創企業發展; 此外, 一眾初創企業在眾籌平台吸引投資者, 亦可產生創新的協同效應, 這是股市所不具的。 編者以為, 眾籌更像歷史上最初的股市, 而現在的股市則已「玩大了」, 被大型企業所支配。


可是, 眾籌因此也較具風險, 投資往往打水漂, 政府有效的監管十分重要。 然而, 中國內地由於諸種國情, 對眾籌缺乏監管, 或者陷入「一放就亂, 一收就死」的循環; 東南亞各國, 發展程度亦不足, 唯一令人期待的新加坡, 原來也十分保守, 沒有發展眾籌業。


香港方面, 民建聯的李慧琼曾經提議研究眾籌業發展, 不過當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回覆稱, 眾籌高風險, , 須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和《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內的企業資料披露的規定, 失去了眾籌的意義; 除非眾籌的對象限於「資產超過八百萬港元的專業投資者」。 那又等於找 i Banker, 而銀行家也很難借錢給高風險的新項目。


以美國為例, 當地對眾籌採取「一邊發展, 一邊規管」的方式, 先以較寬鬆的法規, 讓它發展起來, 再行規管(發展起來後, 分析數據齊全, 更有助投資者選擇)。 香港則相反, 希望從一開始就完善規管, 結果窒息了行業生機。 似乎官員只把眾籌視為股市的延伸, 未能看到它對初創企業的幫助。 具體來說, 美國既不要求眾籌企業披露資料, 也不限制投資者資格, 只是限制每人(或團體)的投資上限為年收入或資產淨值的 5%, 而企業最多只能籌款一百萬美元。 這樣就避免有人誤把身家性命押在高風險項目, 亦可阻遏洗黑錢, 只要確保眾籌平台和使用眾籌服務的企業, 沒有互相「打龍通」。 香港不妨效法。


十多年來 CEPA 可謂雷聲大, 雨點小, 產業結構不變, 是一個原因。 雖然並非主觀因素導致, 但亦說明, 如果我們不主動改變發展思維, 無論 CEPA 也好、 大灣區也好, 法律和金融優勢也好, 可能都會不了了之, 就如內地很多「新區」一樣, 變成了炒樓炒股項目。 順帶一提,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恆擔心, 內地城市借大灣區、 借香港招牌, 向中央要求撥款和優惠, 結果用來炒。 但編者以為, 炒的原因一是缺乏投資空間, 二是官方主導參與; 而眾籌業務, 投資的只是平台, 官方不投資具體產業, 也就不具炒賣的空間。



梁振英不停組團, 看的都是「有」的機遇, 但「有」的正正就是現存的項目, 要拓展產業, 我們恐怕也要更關注「沒有」的事物。 若林鄭月娥七月正式上台後, 為眾籌鬆綁政策做出實事, 相信一當大灣區發展有成, 林鄭的貢獻在中央心中自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這樣重要的發展計畫, 當然不能隨梁振英人走茶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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