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仕仁上訴失敗,反而有助梁振英甩難?

評論

許仕仁被判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於服刑期間提出上訴, 今日(6 月 14 日)被駁回。 許仕仁身為前政務司司長, 高官厚祿, 自然令人聯想到身陷 UGL 事件的特首梁振英。 立法會議員、 前廉署人員林卓廷評論說, 判例可對梁振英事件起到「參考作用」。 不過《線報》編者翻閱湯顯明事件的資料和許仕仁案的判辭之後, 發覺「參考作用」就是可惜/可幸地推論出: 梁振英更加難以入罪。

林卓廷的評論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基本要素
數年前, 律政司決定不起訴前廉政專員湯顯明, 引發了不少爭議。 律政司在其聲明中, 闡述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一些要素, 包括:

 


同樣地, 今日許仕仁案的判詞追本溯源, 說道:

 


根據上述的律政司準則, 我們可以逐個分析。

湯、 許、 長、 梁四宗公案


  1. 首先是湯顯明。 當時律政司委託海外御用大律師 Jonathan Caplan 提供獨立意見之後, 表示: 所有首長級人員一律獲香港政府批准從事北京中央委派的無薪工作, 因此接受委任為全國政協, 從來不被視為須受規管的收受利益行為。 按此說法, 編者認為政協一職首先不被認為是利益, 也不構成「偏離責任」, 賄賂就無從談起。 此外, 聲明又表示: 《公務員事務規例》中的「聯絡」或「保持聯絡」等字句可有不同演繹, 令部門主管可以自行判斷, 所以難以證明湯顯明的酬酢並非「聯絡」的必需開支。 編者認為, 這就無法滿足「無合理辯解或理由」這個要素。

  2. 許仕仁則斷正。 辯方以他「在就職之前三個小時」收到八百多萬為由, 認為和公職無關, 不過按照上述「與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下」的要素, 當時既已確定他即將就任, 人所共知, 這筆錢就和公職撇不了關係。 該筆款項又不帶任何合約, 所以亦很難讓人信服它有「合理辯解或理由」。 雖然辯方辯稱, 無法證明許仕仁任職期間做過任何偏袒郭家的事, 但按照上述判詞的根本釋義, 所謂「不當行為」包括「確保享有不忠誠的傾向」, 而地產商經過多重轉帳, 透過他的友人存入巨款, 顯然有意隱瞞, 而暗中、 無故收受巨款即使沒有「報效」, 亦可構成「不忠誠的傾向」了, 換言之, 無故收受巨款本身已構成「不當行為」。 只是法官判詞沒有澄清這個觀點, 相信是為了給予日後其他法官更多的解釋空間。

  3. 長毛梁國雄被指收受「黑金」, 收受黎智英捐款二十五萬元, 沒向立法會申報。 此案其中一個關鍵在於, 捐款到底落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口袋, 還是「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的口袋。 假如是後者, 香港既無政黨法, 社民連又不是上市公司, 那就沒有必要公開帳目, 只要確保捐款進入社民連戶口, 用於會務, 沒有左手交右手作為立法會議員或選舉的經費即可。 問題在於兩個身份都是梁國雄本人, 他不能分身。 這樣說來, 只要證人(例如吳文遠)供稱該筆捐款和長毛的議員身份或選舉活動無關, 就算帳目混亂, 也可以辯稱為分身乏術的意外或疏忽。 故編者認為入罪不易。 當然, 建制派輿論主要只想證實這筆「黑金」捐款真實存在而已, 這是題外話。

  4. 最後輪到梁振英。 首先 UGL 的協議, 乃於梁振英宣布參選之後五日簽訂, 似乎談不上與特首公職有關, 因為誰也不能肯定他必當選, 何況一開始的輿論普遍看高唐英年一線。 這就不屬「與擔任公職有關的情況」。 其次, 即使我們不怕被他告誹謗, 勇敢地質疑梁振英的個人誠信, 但是他有白紙黑字的合約在手, 可以解釋為純粹的商業協定, 當時他參選特首, 必須離開戴德梁行, 但又不一定當選, 收購方 UGL 花錢保障梁振英不會構成業務競爭, 解釋得通。 所以特首有「合理解釋」。

  5. 最後, 由於「刑責基準、 檢控門檻」高, 法院就須考慮所有疑點, 讓利益歸於被告。 所以除了斷正的許仕仁, 湯顯明、 梁振英甩難, 相信長毛亦不易入罪。


當然, 林卓廷和其他一些議員指責梁振英與 UGL 進行秘密協議, 居心叵測。 不過湯家驊仍然身為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那時的評論, 編者認為值得參考。 他指梁振英這種協議, 「稍為讀過書」都知道根本不屬「黃金握手」, 如果整個協議在香港簽訂, 可能涉嫌干犯貪污法例, 貪污不一定與公職有關, 唯因為事涉跨國公司, 各國法律不同, 所以難以起訴。 因此編者以為, UGL 事件與商業法律關係較大, 和特首公職的關係, 則遠遠沒有許仕仁明顯, 後者恐怕不具太多「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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