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黃偉國不獲續約,是否一定要政治控訴?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黃偉國不獲續約, 將於本年八月三十一日離開浸大。 他抗議說自己遭受校方政治打壓。 由於近日浸大校長錢大康一度對「佔領語文中心」的學生施以停學處分, 因而事件令人關注政治對校園的影響。 不過本報發現, 黃偉國的遭遇似乎只是今時今日學者的普遍生存狀態, 未必可以單憑這樣就作政治控訴。 雖然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證明政治考慮不存在, 但最好避免政治化的解讀而損害制度。

 

助理教授不獲續約, 十分尋常

 

  1. 黃偉國透過 Facebook 公開了校方給他的信件, 顯示他申請把職位從助理教授改為高級講師, 但不獲校方接納。 實際上, 這要從香港八大院校的師資制度談起。 如果大家留意過, 蔡子強就一直是高級講師, 部份建制派以此來質疑其學術能力。 然而實際上, 即使他獲得博士銜, 在其學術方向上他已「升到盡」。 香港仿照美制, 把大專教員分作「講師」和「教授」兩個方向, 前者專注於授課, 最高為高級講師, 後者須兼顧教授和研究, 職位依次是助理教授、 副教授、 (正)教授、 講座教授, 即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Professor、 Chair Professor。 蔡子強在二零零零年代中期加盟中大, 那時中大已採用這個制度。 最近十年, 本地八大院校俱已通行, 黃偉國則於二零一零年入職浸大。
  2. 關鍵在於, 此制度一般對助理教授採用「Up or out」安排, 如果一定期限後不獲升遷, 合約就終止。 合約一般採「三、 三、 一」年制, 第三、 第六年各有一次評估, 但除非紀律問題否則不會不續約, 第七年則是全面的考核, 決定這位助理教授的升遷資格, 唯有踏入副教授的台階, 才獲得終身教席(Tenure), 「講師」和理工方向的「Scientist」都無此資格。 故黃偉國指校方後來「只續約一年」, 實際上是慣例。 他早於二零一六年獲校方告知「在研究上很弱」, 後來申請轉為「講師」, 已說明未必勝任「教授」的研究工作。 至於轉職為高級講師未果, 則因「講師」和「教授」兩個方向並無交叉轉移的制度, 校方只能個別處理, 不代表副教授和高級講師的資格可以互相替代, 故黃偉國不容易質疑校方的決定。
  3. 只是, 浸大教職員工會發言人杜耀明形容校方「謀殺」。 他透露, 「up or out」政策從未在校董會通過, 只適用於新同事, 而黃偉國身上應該不適用。 唯我們發現杜耀明本身是舊制下的「助理教授」, 已在此職位上二十多年, 他是否未及留意近年的入職合約慣例? 人稱「國師」、 原名陳雲根的陳雲, 在嶺南大學中文系做了助理教授七年後, 亦於二零一六年不獲續約。 他指責是「港共報復」, 唯這亦說明校方在制度上有此權力。 對於浸大的制度、 尤其是黃偉國的具體合約細節, 我們唯有希望黃、 杜二人公開更多資料以證明其說法。
  • 黃偉國抗議不獲續約

 

  • 黃偉國公開校方予他的信件

 

  • 浸會大學對各級教授的資格要求

 

 

制度內的小動作, 也不罕見

 

  1. 在二零一四年, 獲得教資會撥款資助研究的香港大學化學系教授楊丹, 在《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ACS)發表論文, 卻被港大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王凱峰舉報造假。 然而校方調查之後並未對楊丹採取動作, 卻一度向王凱峰發出解僱信, 唯後來收回, 只是王凱峰決定自己離職。
  2. 原來「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的職位並不算「教授」的終身教席方向(Tenure Track), 而「Research」也只是名目, 可以隨時被解僱, 兩三年的合約期滿後也可能不獲續約。 此職位往往是校方暫時有資源而以「等空缺」為誘因聘請人手而產生的。 由於普遍的學歷貶值, 現時香港有不少跑兼職的「流浪講師」, 而包括 Research Asisstant Professor 的各種臨時教職已佔大專教職的七成。 由於香港沒有《告密法》, 王凱峰的身份被公開了, 又舉報未果, 於是成了圈內所知的麻煩製造者。 大學如果要拿他開刀, 只消一紙解僱信, 他又不是戴耀廷那種已獲終身教席的學者。
  3. 他後來獲浸大以相同職位聘請。 於是在浸大任內召開記者會, 交代在港大的事件並控訴校方, 獲得何俊仁支持。 耐人尋味的是, 他在港大的時候, 錢大康是港大首席副校長, 而他到了浸大時, 錢大康又成了浸大校長, 可謂份外眼紅。 因此, 當王凱峰即使在浸大任內爭取得研資局的優配研究金(GRF), 又在教學和服務方面獲「優」評級, 但仍不獲續約, 就不算十分意外。 雖然我們未及查證當年是否真的沒有助理教授的空缺, 但相信可能性很小, 而他作為麻煩製造者而招致這後果, 可能性卻較大。 個人立場、 喜惡、 利益也確實影響著學者的升遷, 學術界並非一張白紙。 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就說, 「親身目睹的不合理、 令人難以信服的晉升個案… 拉幫結派的情况, 就算在大學也是在所難免」, 見其二零一六年文章《堅拒政治干預大學, 卻切勿自毁長城》。

 

  • 來自復旦大學的楊丹(港大圖片)

 

  • 港大被不少人要求解僱戴耀廷, 但後者擁終身教席, 除非他被判刑事罪, 否則校方難以啟動紀律程序

 

 

以法治達致正義

 

  1. 故此, 黃偉國由於政治立場而認為自己是「管理層眼中釘」, 為錢大康對其痛恨的程度評分做「7/10 分」, 亦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不能斷言他的指控子虛烏有。 可是, 這些決定都沒有超出制度所容許的範圍, 那麼, 若我們認為結果不理想, 就應該檢討制度設計, 而非直接以立場和利益的尺來量度結果本身, 否則制度就被政治化了。 正如葉建民所說, 動輒以「政治迫害」武斷地控訴, 一方面等於令那些在制度下得以晉升的人「蒙上不白之冤」, 彷彿其成就來自「完全混帳」的制度, 另一方面, 政治正確/不正確將會取代學術的價值, 最終損害的是「制度資產」。

 

  1. 這就正如近年一些法官的判決, 因各方對立而引起巨大的爭議, 但我們不贊成以立場來質疑判決, 如果真的認為判決不公道, 應該從法律制度和條文上檢討和修訂, 用法治的建設而不是法治的損毀來維護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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