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檢基保守落伍?從德國總理的例子看,不值得取笑

明年立法會補選, 民協馮檢基多次疾呼要初選, 否則泛民輸梗。 作為傳統泛民, 他無疑不支持青年新政等本土自決派的路線, 但他也主張容許本土自決派一道初選。 在本報的訪問中, 他多次強調要交給選民投票決定, 而他不相信主流選民會再投給本土自決派。

 

適逢德國總理默克爾頭痛於無法組成新政府, 編者想分享一下德國政府的年齡斷層史, 以及政客不知不覺保守化的現象, 這與香港今日老一輩政客(就像馮檢基)如何相像。

 

西德戰後的爺爺政府
二戰歐洲戰場十分慘烈, 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Saving Private Ryan》的西線, 但德國的傷亡主要在東線, 佔約德國整場戰爭的八成。 因此戰後, 德國幾乎失去了一代人, 剩下爺爺們和孩子們。 毫無疑問, 政治崗位會由老一代繼續擔當下去。


盟軍佔領在 1949 年結束。 東德政府部長會議主席由當時已經五十五歲的 Otto Grotewohl 出任, 他做到1964 年七十歲時, 於任內去世。 西德則變本加厲, 1949 年 Adenauer 出任總理時已經七十三歲, 之後他還連任, 經歷五屆內閣, 在 1963 年下臺。 在這期間, 西德社會偏向保守右傾, 重拾納粹時代被破壞的家庭價值。 長期以來, 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一直聯合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 組成執政聯盟。


我們要說的是科爾(Kohl), 他是德國統一後首任總理。 原來他早年就像今日香港的青年一樣, 愛在政治上「搞事」挑戰老一輩。 由於政界缺乏年輕人, 所以當西德社會開始求變, 他就很容易獲得新一代支持, 迅速冒起。 他在 1969 年即他三十九歲時, 已經成為萊茵蘭 - 普法爾茨州州長, 並於 1976 年成為聯邦議會議員。 原本求變的科爾, 走的是比當時的基民盟、 基社盟相對左傾的路線, 但他越做越久(1982 - 1998, 十六年), 始終超不出基社盟的界線, 最終敗於偏左的社會民主黨。



政壇老將, 因何而老?
說回馮檢基。 當日大家談起政治人物, 他強調有能者居之, 年齡不是問題, 何況應該看的是政齡而不是年齡, 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隆當選時只有三十九歲, 但他二十多歲已經在法國經濟財政部擔任要職, 政齡不算淺, 反之, 特朗普雖已七十多歲, 但依然是政界新丁一名。 編者亦同意這個觀點, 例如中共「七上八下」的規矩其實恐怕也是針對過去「老人政治」的產物, 本身對年齡的劃界不具科學性。


然而, 同場本報的年輕記者卻有異議。 在他看來, 「有能者」不是自稱的, 政治人物要經選民的認受, 而他不得不承認的是, 新一代的民族認同淡薄, 希望抗拒北京的影響, 本土、 港獨思潮冒起, 漸漸認為純粹「和理非」無法破局, 而且相信民生問題說到底是政治問題, 所以, 若撇除北京因素, 本地政治人物無論如何都要回應這股思潮。


年輕記者多次提及這個社會趨勢, 而馮檢基也一再複述幾個觀點: 他相信香港選民多數「開明保守」, 開明在於爭取自由和民主, 保守在於行事溫和有節; 政改方面, 香港的民主比起回歸之初已有進步, 半數立法會議席由直選產新生, 所以進一步的全面直選可謂「交界點」, 而中央很緊張, 因此給了阻力, 但按照過去的進步歷程, 不能認為政改永遠不能實現, 「政治沒永遠可言」; 而政治「不是辯論, 不是革命, 而是『可行的藝術』」, 要能夠達到實際目的, 不能「我要真普選, 講完」, 故空談本土自決的人, 若無法提出可行方案就會被選民「拉回現實」, 正如他八十年代要求清拆臨屋區, 也須制訂可行方案, 才可逼政府做事。


重要的是, 馮檢基多次重申, 就讓選民來決定吧。 這固然是泛民的標準台詞, 但他顯然相信市民多數不支持本土及自決派的一套, 依然「和理非」。 相反地, 記者則預見 2020 年的選舉中, 除非本土自決派被禁制參選, 否則支持率會在選票上得到反映。 我們無法判斷誰的預測更準確, 但這起碼說明兩代人之間的認知差距, 從選民的政治目標到實現目標所能接受的手段, 都有顯著落差。


有一句老話說「三十歲前是右派, 沒有良心: 三十歲後是左派, 沒有腦子」, 馮檢基是否老了就「右傾」了? 也許我們不應用「左、 右」含意如此之廣的字眼來形容, 但他讓人感到確實比過去保守, 無法回應新時代的趨勢。 近年我們常稱政治素人把政壇老將打趴, 或者我們應該思考的是, 為什麼政壇老將, 最終都是不變的「老將」-- 明明按馮檢基自己的說法, 他和其他很多舊人物儘管年紀大, 並不必然是「老將」的。 然而, 世上的政治人物還是抱緊固有支持者「至死不渝」者多, 而丟包袱隨波逐流者少。 世人皆老, 馮檢基和老一輩政治人並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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