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朗抗議浪潮,看「中國夢」的未來

伊朗爆發大規模抗議運動, 有參與者喊出前所未有的口號: 哈梅内伊(最高領袖)去死!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說「美國該出手時就會出手」(Great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這是否預示著這個中東伊斯蘭地區大國的一次更迭? 而中美俄的取態又將如何?


問題


伊斯蘭世界的問題很容易被外界歸因於信仰。 這次, 憤怒的抗議者的訴求卻和宗教無甚關係。 實際上, 如果這個神權共和國在宗教上保守, 那麼近日政府亦已解除婦女在街上必須戴頭紗的禁令, 然而抗議浪潮也沒有因此消退。 很多媒體都報導, 人們對官員和教士(阿訇)的貪腐、 對私有化政策憤怒了。


不過一般而言, 社會先有生活問題, 才導致人們歸因於政策, 如物價通漲, 貧富懸殊等。 根據世銀數據, 伊朗近年的通漲雖高達 10%, 但實際上從 2013 年起回落, 2016、 2017 都處於五年低位; 反映財富第一次分配的堅尼系數, 三十年來緩緩下降, 2013 年約為 3.7, 2015 年估計數字相約, 都屬較低水平。 這反映伊朗固有的經濟體系是穩健的。


不過, 失業數字並不令人滿意, 最近兩年的總體失業率從 9% 升至 10-12%, 而青年失業率更從 24% 攀升到 30%。 我們可以推斷, 伊朗經濟本來良好, 但由於教育程度上升超過經濟的發展步伐, 越來越多年輕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崗位。 這跟美國六十年代嬰兒潮和民權運動、 中國「上山下鄉」城鄉人口分配的背景都相似。 可以說, 伊朗終於迎來現代國家工業化後的第一個考驗。


至於產油量則關乎國家主要收入, 數字已於 2016 年隨著核協議和制裁的解除而迅速增加, 回復 2011 年水平, 問題是油價見底, 石油收入和十年前的高位不可同日而語。 這必然影響政府開支, 而國企向來是伊朗經濟的主要組成部份, 因此石油收入和就業直接相關。 現任總統鲁哈尼(Rouhani)比較傾向新自由主義, 相信外國投資、 私有化可以最快地創造就業。 核協議和制裁的解除, 無疑增加了他的信心, 故他在選舉期間給民眾許下他未必實現到的承諾。 不過, 伊朗始終不是八十年代的中國或亞洲四小龍的前身, 其較高的收入水平無法構成輕工業出口的競爭力, 重工出口方面又向以產油為主, 即使引入外資, 其他工業門類的出口亦不能即時見效。 反而私有化卻立即造成反彈, 比如說, 伊朗九成人口購有各種形式的醫療保險, 近期政府卻推出保險業私有化議案。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基金會」, 伊朗的石油收入部份注入此基金, 卻不受政府支配, 而由伊斯蘭議會控制, 不僅如此, 其衍生的公司更不必繳稅, 所以四大阿訇的家族各有百億美元資產。 此基金被指用來支援什葉派的海外活動, 例如給黎巴嫩「真主黨」武裝。 國家財富不經民選政府支配, 又給遠在海外的外國人燒銀紙, 自然是抗議的矛頭之一。


民選政府提出新財政預算動議, 向此基金衍生的商業活動徵稅, 但須得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批准。 問題是, 哈梅內伊剛剛表態說抗議浪潮是「外敵」的煽動。 伊朗人向有波斯民族主義自豪感, 故「外敵」就是政治紅綫, 哈梅內伊的表態反映他不願在此問題上妥協。 不過, 政府敢於向最高領袖徵稅, 除了因爲帶有直選的民意授權, 亦因爲越是現代的經濟體, 政府(在現有技術下)越需要受教育的民眾來組成, 政府和民眾不可分。


堅尼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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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漲

 


產油量與油價


教育水平


總失業率


青年失業率


答案
外界主要關注伊朗神權共和制會否倒台。 正如上述, 政府敢向教士階層叫板, 意味已和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的土壤不一樣。 在巴列維王朝時代, 伊朗從西方獲得巨大資助, 在德黑蘭建立十分現代化、 西方化的經濟和文明, 這對整個伊朗不論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沒有任何意義, 民眾有推翻王朝的理由, 而王朝也虛浮於國家之上, 不必國民來運作, 就得不到社會的支撐, 被霍梅尼輕易推倒。 今日, 伊朗政府已帶領國家現代化成功, 掌握著全國的經濟和文化, 民眾已過上現代生活(農業人口只有 20%), 不得不依靠政府, 同時又不可能割棄伊斯蘭教。


因此革命推翻現政府, 是不太可能的, 政府和現代化的經濟已結為一體。 相信會向教士階層施壓, 以安撫民眾, 但政權結構恐不會大變。 我們可以泰國為反例, 黃衫軍代表城市中產階層, 紅衫軍則代表農村和城市無產者, 由於泰國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農業人口 40% 以上), 缺乏工業人口, 而農業和服務業人口總是容易替代的, 所以紅衫軍始終無法支配國家, 雖在選舉獲勝, 也屢被軍方奪權。


長遠來說, 伊朗既已培養出現代化的人口, 就要持續提供現代化的崗位。 可是伊朗受制於地理, 山脈和高原為主, 如果建設新城市, 基建和運輸成本將倍增。 其最大城市首都德黑蘭、 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Mashhad), 甚至名城伊斯法罕、 設拉子, 都遠離海岸線, 貨物須以鐵路轉運, 成本徒增不利出口競爭力。 最大港口阿瓦士(Ahwaz)、 阿巴斯(Abbas)則是阿拉伯人地區, 這是阿拉伯近代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權的結果。 加強這些地區的發展, 可收民族和諧之效, 像中國開發新疆, 但波斯民族未必願意這樣做, 畢竟什葉派和遜尼派有歷史宿怨。


阿瓦士(科威特以東)是遜尼派地盤


東西方
美國自然希望趁機支配這個伊斯蘭國家, 重演伊拉克的故事。 特朗普的反應是預期之內的。 不過, 我們相信西方國家會施壓, 但不會推翻伊朗政府, 薩達姆倒台之後產生「伊斯蘭國」已使世界頭痛, 沒有理由再冒險。 過去, 西方把伊朗視為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國家, 現在或已覺得她是最穩定、 可控的。


其次, 中國一帶一路、 脫離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始終是一個隱患, 而伊朗正是一帶一路沿線的要害, 如果西方能在這兒插上一刀, 則能擴散威脅, 影響中亞國家的戰略選擇。 伊朗有漫長的海岸線, 也有利美國發揮其海洋優勢。


談到一帶一路, 中國自然極力爭取伊朗。 問題是, 中國要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工業品, 這自然打擊到各國的本土工業。 在這些國家中, 除了越南, 伊朗算是唯一民族主義較強、 又有相當工業基礎的國家。 如果沒有中國, 她未來可以成為中東一霸, 而她加入一帶一路的話, 則等於把產業拱手讓人, 捏熄波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可不只中國有夢想)。 如果加入西方, 由於歐美都是已發展國家, 短期內並不急於擴張產業圈, 若撇除宗教問題, 這可能使伊朗覺得更吸引。


談到中國, 其實中國模式也頗像伊朗模式: 集權政治下部分地、 有序地開放的政府, 拼經濟「不爭論」, 以發展來解決國內矛盾, 並產生官僚資本主義。 這在經濟順利時, 的確帶來共同富裕, 平息紛爭, 但發展不利時, 內部的不公平就成為了眾矢之的。 中國現時已脫離經濟高速上升軌, 進入「新時代」, 習近平都承認社會會進入「矛盾多發期」。 因此, 伊朗問題的結果, 會預示、 警示中國模式該如何修正。 近日,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余亮就提醒我們, 談「制度自信」的時候也可能像「猫頭鷹總在黃昏時分起飛」, 當演說者興奮的時候, 可能故事已成往事。


波斯和中國一樣, 有悠久的歷史, 曾經輝煌的國家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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