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取締政團,開了社團條例的盒子,倒不如二十三條?

警方建議保安局局長據《社團條例》第 8 條,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在香港政治氣氛下,不排除又有一番司法覆核申請,不過我們相信保安局局長跟足條文行事,很難被挑戰,然而可以問深一層:以《社團條例》來處理政治、政黨,到底合適嗎? 

不必有實際行動,不必經公訴

  1. 公民黨楊岳橋質疑,《社團條例》原本是用來打擊三合會的,現在卻被挪用於政治。這說法應該僅在回歸前說得通。本條例第 8 條 第 1 款指,「如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就可請保安局局長將之取締,而這第 1 條是因應回歸而新增的,白紙黑字言明維護國家安全。保安局的做法有法理依據。
  2. 當然,根據本條而執法時如何界定何謂「國家安全」?情況就像選舉主任 DQ 一樣,容易被指模糊和主觀。現時《基本法》第一條表明香港是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民族分裂因而違憲;但若不是香港民族黨,其他如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支聯會,又會否同一命運?現時《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離、叛逆、叛變等罪名,並未禁止和平地改變政體的主張,但列寧式革命政體不會容許,故《基本法》23 條要求立法禁止的罪行就包括顛覆政權。這就引申到一個問題,盡管 23 條未立法,但相關的法律元素是否已納入香港的法律解釋體系裡?
  3. 更重要的是有兩點。第一,按照所引條文,當局不一定等到涉事團體做出、說出任何具體內容才可以行事,只要「合理地相信」禁止其運作可保障國家安全。雖然「合理地相信」這一步合理地要求官方列舉佐證,但其原則猶如有罪推定,以陳浩天為例,局方搜證之後就要求他辯解為什麼不可取締其組織。
  4. 第二,保安局的決定不涉公訴程序,完全是行政決定。湯家驊評論稱意大利曾經有人打算重組法西斯黨,要推翻意大利政府,最後被判刑,其政黨亦被取締,涉事人告上歐洲人權法庭但依然被駁回。然而,湯家驊的例子中,被告先經公訴程序被判刑,其組織才被取締,否則由於當地的政黨法,政黨不能輕易經行政命令而取締。現時保安局不必如此「麻煩」,盡管湯家驊指保安局局長行使權力前須給予相關人等答辯的機會,但與公訴程序相比,法律保障恐不足,行政權力或過大,也許一些剪報就能成為證據。 
  5. 為了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公權力可以多大程度的限制自由,一直是議題。常用的司法標尺是「比例原則」或稱「相稱原則」,大意就是,公權力對社會的限制須和目的成比例,不能為了微末的、不成威脅的問題而不相稱地、過份地限制公民的自由權。我們可設想一個主張香港是民族而可以獨立的「香港民族學會」,以座談為主而不參政不宣傳,鮮有人知,會否和同樣鼓吹香港是民族但意圖參政的香港民族黨一齊遭殃?可是,當保安局能夠不經公訴就取締社團,司法介入的空間就更少了。

成立政黨法配合二十三條,好過打開社團條例的盒子

  1. 在過去,《社團條例》打擊的是三合會而非個人,唯當組織被取締後原來的成員繼續運作,包括聲稱、自稱為會員,才觸犯法例,這就是所謂「自稱三合會成員」犯法的緣由。陳浩天現時並未犯罪,除非香港民族黨被取締之後他繼續宣稱是發言人,而這亦和他港獨與否無關。因此,其實香港居民的個人言論自由尚未因此被打壓,被限制的是結社自由。
  2. 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有分別,但不互相孤立。政黨的出現,就是為了保障和發揚政治上的言論自由。若香港一直不立政黨法,加上現時《社團條例》的做法,由於所謂政黨都是社團和公司,因此其結社自由就很容易受限制,連帶政治上的言論自由遭一概波及。相反地,如成立了政黨法,即使 23 條立法,也可以較清楚的釐定政治言論的界限,而政黨一旦獲准成立,日後政府就不能輕易用行政方式來取締。如此則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保障了政治言論、政府參與的公民權力。
  3. 正如本報一直所言,一國兩制是一個磨合和嘗試的過程。回歸雖已二十年,但只有近年才產生足以讓社會關注的磨擦,這過程才剛開始。今次取締香港民族黨之事,社會宜反思《社團條例》是否適合用來規管政治言論。或許,進行 23 條立法並修訂參政相關的法律,取代《社團條例》第 8 條 1 款,在不越底線的條件下更充份保障民間政治活動,才是更適合的路線。當年推動 23 條時,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就表示,所有罪名都會經過司法程序,因而現行《社團條例》須修改。
  4. 若我們不加關注,只單純公式化表態,未來 23 條立法可能走向更不理想的局面,把現時《社團條例》的做法直接引入國安法例,甚至適用於個人;相反,如果社會聲音認同國家安全立例但反對行政權過大,強調法治程序,則立法走向可能有所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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