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建源《為何「好仔唔當差」又興起》

今年有一套新電影叫《風再起時》,講述「四大探長」事迹,那亦是警隊最不受歡迎的年代,因此才有「好仔唔當差」一說。直至 1974 年廉政公署成立後,警隊隨之而進行內部改革,變得專業化、社區化,在短短十多年間一躍成為全世界專業水平最高的警務隊伍之一,不少香港市民也對自己的警隊引以為傲。

我還記得自己參與 2003 年七一遊行時,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把港島街頭擠得水洩不通;雖然大家心中充滿怒氣,但目標都指向董建華政府,示威者和警察也能和平相處,克制忍讓,沒發生大型衝突。

可是近十多年來,隨着政治爭拗和社會矛盾日增,當市民走上街頭表達不滿時,警方的對應手法似乎比過往欠缺耐性。梁振英上台後,情況更是變本加厲,一些「愛字頭」團體更出來挑動矛盾,製造衝突;另一邊的團體和市民,如採取相類的對抗手法,甚至肢體碰撞,衝擊事件便有可能發生。無論是甚麼團體引致的衝突,警方若不嚴正執法,應拘捕的不拘捕,不應拘捕的反而武力拘捕,便會造成市民對警方濫權濫捕之感。

警方在過往不少群眾運動或警民衝突時,不斷強調守法的重要、不能姑息縱容任何激烈行動,但另一邊廂,又縱容某一些政治聯繫人士的惡行,甚或警隊內部的違法違紀行為,如七警、朱經緯等。結果,由過往的互諒互讓,演變成現在的各不相讓、相爭對峙。根據港大「市民對香港警務處表現的滿意程度」調查,公眾對警隊由 2007 年 6 月八成滿意淨值的高鋒,跌至現在只有 37.1%,而且是連續三年滿意淨值低於 50%。

即使現在大型群眾運動發生頻率減少,但公眾對警方的不信任,也因而轉至他們日常各種違法違紀事件上,甚或放大這些行為。這正是警隊被迫介入政治紛爭後所承受的惡果。

現代警察制度創始於十八、十九世紀的英法兩國,而最早為警察執法制訂指導性原則的就是英國,該原則被稱為 Robert Peel's Principles(皮爾原則)。該原則合共九項,其中心大原則是 Policing by consent(基於人民支持的執法)。在這個大原則下,警察的首要重任是服務市民,警察與普通市民之間的區別僅是一身警服以及獲得薪酬,警察能夠行使多少權力也是取決於市民的認可和信任。因此,警察不能偏幫任何個別人士、派系、甚至政府自身,他們只能絕對公正地為法律效力。

警隊應恪守專業中立

這也是為何在殖民地時代警方強調「政治中立」。冷戰時代的香港,是各個政治勢力聚居的地方,不時亦發生派系衝突,若警方作為一支有實權、有武器的半軍事組織偏向任何一方,又如何能取得市民的信任,使社會秩序不受境外力量影響呢?這個「中立」,不僅在政治上,1973 年時任警務處處長薛畿輔親自下令逮捕葛柏,在內部懲處違紀警員,不論高級與否,也是以法律為依歸,公正而中立執法。這次行動亦使市民開始對警隊稍為改觀。

可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雖然貪腐問題有所改善,但在公正而中立執法一事上,卻不如往時,無怪乎「好仔唔當差」一詞又興起。

要重拾公眾信心,恢復警隊尊嚴,絕對不是靠甚麼辱警罪,而是讓警隊重回專業,公正中立的為法律效力,不論面對何等人士、派系、還是警隊內部,均一視同仁,平等執法。同一時間,也應該加強和改革公眾對警隊執法的監察,既是提醒警員行使權力時要謹慎細微,也是讓公眾對警隊有更多了解,減少誤會分歧的情況惡化。

  • 原載:《蘋果日報》